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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火把节歌词(“山鹰组合”与中国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走向)

彝族,传统,文化七月火把节歌词(“山鹰组合”与中国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走向)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九十年代，笔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先后执导、策划、扶持并推出了“山鹰”与“黑虎”（“彝人制造”的前身）两个原创音乐组合。可以说，以“山鹰组合”为代表的当代彝族原创音乐，在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歌坛上，异军突起，其第一张国语专辑《走出大凉山》以突破50万的发行量而在中国歌坛鹊名大起。

　　笔者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开始从民族口头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关节上来思考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境域及其发展走向。 在代表东方文明的国度中，中国彝族儿女在时间的长河与岁月的沧桑中，创造、承继并发展了历史悠久、支系众多、播布广泛、富有人文传统的古老文化。彝族民间歌谣浩如烟海，正如一首对唱体歌谣所唱述到的：“你的歌儿没有我的歌儿多，我的歌儿有几背篼，背篼底下有几个洞，唱的没有漏的多”；对方听后对和道：“你的歌儿不算多，我的歌儿有牛毛那么多，唱了三年六个月，还没有唱完两个牛耳朵”。凉山彝族在赛歌时有用筛子来装歌的风俗，即唱一首歌就插一草杆在筛子眼里，插满筛子但歌还没唱完。在彝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彝族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和相互丰富的文化互动中找到了自身日臻演进的发展道路。

　　从《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等四大创世史诗到《阿诗玛》、《赛玻嫫》、《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等民间叙事抒情长诗，我们都不难见出彝民族自古相沿的歌诗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回观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衍出与发展，我们不得不重视研究彝人世代相承口耳相传、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传统的审美价值，进而探究其深蕴的音乐文化传统的全新开掘。这样才能超越主观认识的偏狭，超越传统彝族音乐研究模式的樊篱，以探索彝族当代原创音乐在彝文化体系中潜在的演进轨迹及其重构与创新。笔者认为彝族口头传统中有两条并行不悖的传承线路：一是民间的歌诗传统，一是毕摩（世传祭司）的口诵传统；二者之间的胶合与互渗一直伴随着彝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彝族原创音乐当从世代相承的“歌诗传统”、从彝民族的诗性思维来把握彝族民间口承文艺的基本范型，从而才能建立新的创作范式。笔者认为，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思维是一种千百年来在彝人集体心理结构中代代相承的、以彝族自身的特定的语言形式来传达、播布、激发和启导的诗性智慧。对彝族口头传统的自觉解构与全新重建是当代彝族音乐文化走向突破的前提。口承传统的革新意味着新的模式取代旧的模式，因此当代彝族音乐人应该力图以新的音乐范型来解构旧的音乐范型。走回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

　　一、植根民间

　　彝族原创音乐的传统根基于彝族民间传统诗歌。 “民间诗根深”是明清之际的彝族诗学大家毕摩漏侯布哲早已慨叹的创作警句，在其《谈诗说文》中，我们则可以发现他的“诗根观”主要阐说的是民歌是诗的艺术源泉，主张诗人从民间中汲取艺术营养，在民歌的源头活水中洗濯自己的诗心。他明确指出“民间诗根深”，即民歌是一棵万古不枯的常青巨树，它扎根于人民的心田，展枝振叶于生活的原野，它是诗歌的源头，以其芬芳的甘露哺育了诗的成长，诗歌属于民，凡诗要扎根，根在于民众。

　　所以当代彝族音乐人也应向“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歌学习，以民间诗歌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从中获取诗歌与音乐的灵感，才会使创作更加丰美多姿。古代毕摩对民歌艺术的极为推崇和热爱，他们并未将“民众作”、“民众创”的民歌排斥在艺术的殿堂之外。他们强调只有把诗根深深地扎于民间，创造出合乎民众审美要求和欣赏趣味的诗歌佳品，诗人的诗才有可能传世不朽，漏侯布哲指出“记叙体”诗类也同样是因“根柢扎得深，民众极欢迎。传根既结下，代代有传人”；“这一种诗体，民众记得牢，故事叙得清，状物鲜且明。”诗歌来源于民间，又回归于民间，即诗歌的创作起点和终极目的都应是民众，这正是漏侯布哲“诗根观”的核心所在。其实在彝族古代毕摩的诗学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诗家们所征引或创作的诗篇大多洋溢着刚健清新的民歌风韵，但漏侯布哲这种明确提倡民歌艺术，强调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诗学思想最为明晰，自成一家。从此我们不仅不禁联想到汉民族诗歌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人民的歌手，他们的不朽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艺术的滋润和熏陶。漏侯布哲“诗根”论说，的确是在为彝文诗歌的创作源泉开山辟径，从中也显示了值得后人提倡的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气”。

　　彝民族的口头传统与当代彝族音乐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激发、相互伸张的内部发展动力，对民族艺术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内在的激活机制。一方面，彝民族的民间诗风对于民族新音乐的创作给予了多重引发的滋养作用。彝民族的口头传统是当代音乐的丰土，直接或间接地孕育、引发了当代词曲的文学创作，从主题到形式，从语言艺术、表现手法到音乐语汇、典型环境，彝族的新音乐都承继了本民族民间文艺的传统，使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 彝民族口头传统不但为当代的音乐人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素材，也为他们在艺术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表现手法。如山鹰演唱组合的火爆曲目《七月火把节》就与火把节习俗及传说有关；《走出的大凉山》中的“支嘎阿鲁王”和“嘎玛阿妞”情结、《木呷想阿妹》与民间抒情长诗《阿惹妞》，等等，都是采取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音乐话语；当代彝族音乐人的词曲创作中更多地借鉴了本民族民间歌谣新颖独特的构思、洗炼明快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比喻、清新刚健的风格。另一方面，彝民族口承文化传统，给当代彝族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泉源；各支系民间文学传人--歌手与艺人，在彝民族音乐文学队伍的形成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彝民族新音乐创作的队伍，从来源上也较之其他艺术体裁的作者队伍更是来自民间。这一批音乐人大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热爱民间歌诗的审美传统，山鹰主创者吉克曲布自幼在毕摩（祭司）世家耳濡目染，其词曲创作也得益于自身深厚的文化熏陶，他的原创歌曲中就不乏独具民族诗风、透发民族心性的词句。

　　二、 走出山地

　　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境域 源远流长的彝族口头传统在当代彝族音乐的勃兴之际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新时期，也使古老的彝家歌诗传统与说唱艺术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与此同时，在大小凉山的当代青年彝人中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原创音乐作者。这些新生代，从“山鹰组合”开始在中国歌坛独领风骚起，确实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山鹰组合的问世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原创音乐的一个新开拓时期的来临。他们的声音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自然天成，不加修饰；他们和现代唱片工业的汇合，是一次古典与现代，汉民族与彝民族、主流音乐与非主流音乐的多方面强力碰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矫情，更不会去刻意媚俗，他们只想在一个泛卡拉OK的年代里，显示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个性、文化原生力和来自遥远山地部落的呼唤而已！ 新一代的彝族音乐人，在创作尺度上多取材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规范与诗风传统，以其单纯而又柔韧的民族歌诗精神映射彝人与自然、与人生、与文化“对话”的生活基调，使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中那深藏的文化底蕴与流溢芬芳的民族诗化情调。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鲜明的支系地域特色一旦结合，也就形成了彝族新声词曲创作的独特风格和流派，这些彝族新生代的词曲创作，得到了文艺界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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