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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的组词(刘再复、李泽厚: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展望)
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哲的组词(刘再复、李泽厚: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展望)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李:解构主义者,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们写一本书,反复讲一个观点,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并不管文学艺术本身,一旦陷入在他们的理论圈套中,就不知文学艺术为何物了。所以我不理会这种时髦。
刘:我在芝加哥大学听德里达一次演讲。两个小时就讲一个问题:礼物不是礼物。他把人们通常所称的“礼物”(gift)一词进行解构,说明送礼物总是希望有 所报偿,即换取另一种东西,因此,礼物实际上就不是礼物。他细致地剖析, 反复地论证,但是按照他的这套解构方法,自然也可以说,文学不是文学,艺 术不是艺术。拉康、德里达等时髦理论家,本来是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对文学 本身缺乏研究,讲了许多文学艺术的外行语。
李:但他们都非常非常时髦。在后现代社会中,只有非常时髦、非常极端的 东西,才有商品价值,才能起广告作用,才能畅销,才卖得出去。
刘:所有反文化、反历史、反意义都采取非常时髦、非常极端的形式。就如 在政治上,特地在庄严的公众场合里打一下议员的嘴巴,这也是广告。一个 主义接一个主义,一个比一个时髦,都是广告。后现代主义,最后就剩下广 告。我看不到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大作家和大文学艺术作品,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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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他们在反抗传统形式中也建 立了自己的形式,写出一些有新意的作品,但后现代主义就看不到了。只有 建筑例外,这是另一个问题。
刘:在建筑领域里,后现代主义倒有些意思和实践。这种思潮最初是从建筑 领域里发生的。它讲究建筑材料的变革,讲究钢材、玻璃等材料的使用。建 筑群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的空间化,不同时代建筑形式的并置,都有意思。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把建筑中的这套思维方式推广到文学领域之后,则纯粹成了批评家的语言和口号,并没有化为作家的创作实绩。因此,我们就看不到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大作品。只要我们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在讲文学理论时,只能找六十年代的荒诞戏剧和新小说来作为论述的例证,但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毫无关系。
李:后现代建筑的成功在于他们反对功能主义的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们倒是建立了一套程序来解读作品。
刘:但他们的公式恰恰是:解构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导致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语言游戏,而完全丢掉人文意义。
李: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形成一套电脑式的智力游戏。
刘:这是可能的,他们不顾作者,也不顾读者,只要能阐释得自圆其说就行。要说意义,解读就是意义,自圆其说就是意义。至于作者读者想什么,我不管。
李:这倒是把文学评论的独立意义提高了。
刘:是的,这确实使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摆脱了作家的控制而获得更高的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他们的功劳。但是,作家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道破了文学的什么秘密,以为文学就是语言游戏。
李:所以,我说二十一世纪是否定之否定的世纪,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可能还要复兴。我好像和你说过:所谓后现代,就是极端现代,就是现代主义的 商品化、市场化。后现代表面上反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商业化。现 代主义还有个性,还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后现代主义丢弃了个性,丢弃了 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把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变成装饰。
刘:你指出这一点,真是击中要害了。后现代主义假如真的掌握作家,作家 非但失去反抗功能,而且还会连什么是文学艺术也搞不清楚, 自然,也就不 知道怎么写了。我已发现一些诗人被后现代主义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 写诗了。
李:我相信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已走到尽头,二十一世纪这一套很难再愚 弄人了。
刘:中国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如果照搬拉康、德里达这套语言哲学, 还会落入 很深的陷阱。在西方,就其智力游戏来说,拉康和德里达等还有其道理,这 就是他们按照西方的语言特点进行语义分析。可是中国的语言形态和西方的 语言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语言表达有自己的特殊方式。
李:这也是应当特别注意的。记得我们在北京大学讨论你写的《中国大百科 全书·中国文学卷》的“总论”时,我和好几位老先生都提醒应当特别注意中国 的语言特点。不了解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学,用西方理论 来分析中国文学往往行不通,其部分道理也在于此。
刘: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中分析中西不同的语言特点时首先就说明,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也就是说,汉语和西方语言不一样,它无论是词的构成还是语法分析,都从意义表达入手,这和西方那种从形式入手的方式很不相同。西方语言的形态变化非常丰富,它们用这种变化来表现词的性、数、格和词语组合的结构关系。过去我读俄语的时候,很不习惯这种变化,觉得它简直像孙悟空一样,足有七十二变。可是西方恰恰是靠这种词的形态变化来组词造句,而且可以把其中的语法意义说得一清二楚,非常严密,非常有逻辑。西方的语义分析正是从这种结构入手的。可是汉语则不是这样,它不是靠词的形态变化,而是靠词与词的意会。这种意会不重逻辑与分析,而重意义的表述,重表述时的灵巧,这就得凭主观的语 感,就有很大的弹性和主观性。
李: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也与西方语言这种结构特点相关,重逻 辑,重形式分析。东方的玄学就不重逻辑分析,而重领悟,科学性不强,但 人文性很强。
刘:人文性强,正是汉语的基本特点,中国文学艺术中常讲领悟、意会、言 外之意,都是非分析、非逻辑的人文性,它没有刻板的规定和硬性的标志, 非常灵活。西方的分析性语言带给西方科学、哲学很大的好处,使其客观冷 静的科学、哲学很发达。中国的非分析性语言,由于没有时态、词性的严格 规定,比较含糊,但这种特点对于文学艺术有很大的好处,对于玄学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好处。
李:中国文化及哲学高明之处不是心理分析,也不是语义分析,而是感悟、顿悟。
刘:很对。中国的哲学家、文学家特殊的感知方式,与中国的特殊的语言方式关系极大。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如此不同,那么,如果用西方语法来分析中国文学就会出现许多谬误。中国的古诗,随便找出十句,可能有十种语法,而这十种语法可能都不符合西方语法,如果把西方语法强加给汉语,就会导致汉语的崩溃。
李:拉康、德里达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西方词义分析的基础上的,纯粹是分析,只看到词语,一钻进去就出不来,连文学的感性、感情都不顾,都似乎与文学无关,中国作家如果也钻进去,肯定也出不来。对这套由语义分析而形成的西方文论,不要盲目搬用。
刘:如果不批评,将会对中国文学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我还想,“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也太笼统。概念一大到很难定义,其内涵和外延都难以描述出来,这种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我发现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大作家承认自己是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的,大约他们也搞不清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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