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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砭时弊(专访苏童：中国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发声，往往通过朋友圈)

作家,先锋,我的针砭时弊(专访苏童：中国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发声，往往通过朋友圈)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3 我对先锋的态度是暧昧的

新京报：所谓“先锋文学”是特属于青春期的作者吗?

苏童：那倒也不一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阵营中也有一些人到中年的，关键是看创作的态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作的“人设”。他是否希望与众不同，想与当时流行的那批中年作家、右派作家、老三届作家拉开距离，写他们不会写、不可能写的东西，先锋作家的关注点也与他们不一样。

新京报：会有一种挑战前辈作家的想法吗?

苏童：其实是有的，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比较客气，不会去发出那种要挑战某个人或某个流派的宣言，但内心确实有这种想法。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末涌现出来的先锋作家，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主力干将。你曾说过“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包括你和余华、格非等人在内，当年的先锋作家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转向现实主义写作，这种集体转身的原因是什么?

苏童：其实，在我说“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排斥在外，因为我已经不是“一如既往”，我的写作变化太大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先锋的文学创作者和艺术家保持着天然的喜欢，会高看一眼，但我觉得自己的路还很长，恐怕先锋已经不再是我要的那顶皇冠，我考虑更多的是我还能写出什么样的好作品。

我对先锋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姿态，另一方面又觉得写作姿态不是那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写作深度和质地。我会去想，传统的写作手法我都还没尝试过，就想尝试一下，比如《妻妾成群》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实现的。这种姿态的转变，是因为发现往前走的路其实并不长，往后退一步反而四面都是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特别有道理。退一步，倒不是说我一下子变老了，没有斗志了，而是环顾个人的创作空间，发现退一步的天地很大，发现自己还有写故事和人物的能力。

新京报：当年的先锋作家从前辈手中抢夺了话语权，成为文坛主流，但你有没有感觉到，再后来的青年作家很少能有你们当年的先锋勇气和姿态，向前辈发起挑战?

苏童：你说的倒确实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确实是变了。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不同，可能是退步，也可能是进步，我说不清楚，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很成熟。我说的成熟是指写作文本，现在一个二十来岁的作者，一出现就老神在在。我们那时候见到记者都会紧张，当众说话会结结巴巴，极不正常，其实是没有那种驾驭能力，但他们特别从容自如。

4 想写一部“绝对好”的小说

新京报：很多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会逐渐失去创作的动力和革新的勇气，文学生命过早地停滞，作家要如何才能保持对文学的激情和创造力?

苏童：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文学不是科学攻坚，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追求和验证的目标，文学需要创作者提出自我要求，用一句最俗的话叫“自我超越”，但要实现其实挺难的。有时候你自以为超越了，却听不到一点赞美的声音;而有时候你觉得不过写出一些陈词滥调，却得到一片喝彩。所以，文学世界很难让自己完全如意。

有时候我劝慰自己，不要去想是否如意的事情，就当自己是一个苦行僧，把苦当作常态，为文学受的那些煎熬和寂寞，都是必须经历的。如果能突破自我，那是实现了我的愿望;如果不能突破，那也无所谓，少写一点又有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呼唤我，只是我在呼唤我自己。

新京报：到了56岁的年纪，你还有突破自我的愿望吗?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想?

苏童：这些年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但是写得不顺利，就是因为有突破自我的愿望，才难写。如果不去想突破，顺手写个东西，那还是很容易的，但那只是数量上的叠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庆幸虽然自己很懒散，但是野心一直还在，还是想写出更好的小说，这是毫无问题的。

至于理想，都是不怎么明确的，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未来的作品要好于现在。或者说，我一直觉得小说的好是相对的，但是我想写一部绝对好的小说，这就是我的野心和理想。

新京报：你的《妻妾成群》《红粉》《米》等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影视对文学作品有巨大的放大效应，从抽象的文字到具象的影视，你如何看待这种再创造?在出售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时，你会对导演、演员或编剧提出要求吗?

苏童：对小说的影视改编我一直是积极的，我最初的写作愿望，其实只是顺顺当当地可以发表，可以让几个朋友看到，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读者。而这些读者中，有的真的不是我自己拉来的，而是影视作品吸引过来的，他们因为看了电影，觉得有意思，然后找原著来看，最终成为我的忠实读者。其实，一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再到书店售卖，平台是非常小的，而影视创作是一个大舞台，是一条大道。

我特别庆幸《妻妾成群》《红粉》等作品被拍成了电影，它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利益。我不能拿了利益之后，又故作清高地说“我要特立独行”，那是不对的。也有人担心，既然影视改编能为作家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它会不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对于一个不写作的人来说，很自然地会这么想，但事实上是不可以的。当作家在写作状态中，只有被故事人物拉着走，被故事煎熬，不可能去想未来是谁来拍我的小说。

反过来说，导演或影视机构要拿小说做影视，而不是拿一个剧本来做，其实本来就是仰仗小说当中多于剧本的那些模糊的、有弹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里头有营养，或者说有他所需要的脂肪，而不是一片片切好的肉，排成某个形状，恰好是那些不确定的内容，是小说胜于剧本的优势。我比较幸运，几乎没有碰到过不着调的导演，比如张艺谋、李少红、黄健中和几个青年导演，都很厉害。有的作家和导演的合作很不愉快，怨声载道，有各种矛盾纠纷，我都没有碰到过。我也不提要求，因为我想得很明白，电影弄好了我沾光，弄砸了跟我没关系，真的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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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家与现实一直是纠缠的

新京报：2015年的美国纽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500人的豪华作家团，举行免费赠书活动，但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你当时和毕飞宇、阿乙吐槽说，“哪里是门可罗雀，连一只雀都没有”，引发热议。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真实接受状况，到底如何?

苏童：其实没有那么让人喜悦。除了个别作家的作品在欧美的书店能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是从欧美书店的柜台上消失的。前一阵王安忆谈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谈得非常坦诚。上世纪90年代，海外曾出现过一阵汉学热和中国文学热，是因为那个时代西方读者对相对封闭的中国带有一种好奇。但现在新闻资讯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第二天一个冰岛人或阿根廷人都可以知道。所以，他们从文学当中了解中国的兴趣已经消失，这是一个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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