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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性向测试(女权与反女权的博弈：保守主义是如何回潮的？)
女权,美国,女性哈佛性向测试(女权与反女权的博弈：保守主义是如何回潮的？)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Betty Friedan）
和广为人知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Gloria Steinem）
都分别作为单集主角获得了详实的介绍。随着故事的深入，女性之外，女权主义者的其他身份亦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
如第三集的单集主角雪莉·奇瑟姆
（Shirley Chisholm）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总统竞选的黑人，同时亦是民主党首位参与总统候选人竞选的女性，她的出现无疑是极具意义的。然而在剧中，无论是女权组织还是黑人团体，都未给予雪莉足够的支持，她的竞选活动因此也常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真实历史中同样如此，Shirely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她在竞选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女性所受到的歧视远多于作为一个黑人。她更是特别指出来自黑人群体内部的压力，“黑人男性需要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女性必须要后退”。Shirely的例子正是性别与种族议题的碰撞与融合。
贝尔·胡克斯的女性理论便注意到了黑人女性的双重边缘位置，她提出了女权主义的三分法，认为应当将性别、种族与阶级三个因素合而为一，来考察女性问题。从这三个维度来看，黑人女性无疑都是边缘化的，她们在六十年代积极投身民权运动，然而黑人男性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七十年代，当黑人女性参与第二波女权运动时，无疑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因而，1973年，美国黑人女性成立了“全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
（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
。
该剧第五集中的一个细节同样展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位名为Margaret Sloan-Hunter的黑人女性在这一集中从格洛丽亚主办的《MS.》杂志社辞职。尽管剧中并未呈现其辞职的具体原因，但却向观众展现了选题会上，这位黑人女性被其他编辑无视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她的存在似乎只是出于多样性的考虑，而非对黑人女性的关注。而在真实的历史中，Margaret的请辞亦确有其事。
第五集中同样展现了另一位女权先锋，布兰达·费根-法斯托
（Brenda Feigen-Fasteau）
的性向探索。作为《MS.》杂志的创始人之一，Brenda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在七十年代多次与菲莉丝进行公开辩论。在该集中，Brenda在一次偶然的艳遇中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而为了避免迎合“女权主义者都是女同性恋”的刻板印象，Brenda选择维持与丈夫的婚姻，并与丈夫一同，和菲莉丝夫妇展开夫妻辩论。
布兰达·费根-法斯托（Brenda Feigen-Fasteau），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这段轶事与Brenda的自传亦是相吻合的，她与当时的丈夫于1987年离婚，随后她则与自己的同性伴侣生活在了一起。Brenda的例子直接展示了性少数群体与女权运动之间的分野。1969年的石墙运动标志着同性恋运动的大爆发，不久，同性恋运动内部产生了分裂。女同性恋运动并未完全融入女权运动中，一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如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便曾多次声称自己对同性恋的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在女权运动的诸多诉求中，女同性恋议题并不占据主要位置。双方甚至多有矛盾，激烈的女同性恋者甚至直指异性恋女性“与敌同眠”。
吉尔·拉克尔豪斯
（Jill Ruckelshaus）
作为第六集的单集主角则展示了一位共和党女权主义者的挣扎。作为一位已婚、五个孩子的母亲与端庄甜美的美式中产主妇，Jill的存在本身便打破了大众印象中对女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其相对温和的立场确实为女权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同样因为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她的丈夫在政治竞选中失去候选人资格。
（这一原因为剧中推断，并未得到证实。）
吉尔·拉克尔豪斯（Jill Ruckelshaus），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从以上梳理来看，女权运动与种族、同性恋运动的分野七十年代便已初见端倪。在左翼话语中，黑权、女权、同性恋权益同属“人权”的范畴，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三者可以合流。然而当运动继续深入，种族、性别与性向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优先权之争夺，从而走向分裂。而女权运动因其革命性，更是不可能被纳入右翼话语。当运动细化到个体，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女性是一种身份，却并非全部。
3 反女权的“胜利”：
保守主义的回潮
在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前，ERA并未获得38个州议会的通过，菲莉丝·施拉夫利
（Phyllis Schlafly）
与其领导的反女权组织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里根竞选总统的过程中，菲莉丝公开表示支持，1980年11月4日，里根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九届总统，保守主义在八十年代回潮。
宗教精神与对家庭价值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重要精神内核。这一点在剧中亦有所展现，菲莉丝早在未获得胜利以前，便与右翼宗教组织领袖Lottie Beth Hobbs结成同盟。Hobbs领导的团体名为Women Who Want to Be Women
（简称WWWW，可直译为“想要做女人的女人”）
，该团体的主张则是反堕胎与反同性恋。Hobbs本人则在随后成为里根领导下的家庭价值
（Family Values）
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夫人》剧照，菲莉丝在反ERA活动中做演讲。
而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保守主义所代表的正如里根的竞选口号一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可直译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同样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
。《纽约时报》在1980年的一篇名为《什么是保守主义？》的文章中同样指出了保守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全面回潮这一现象，在该年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都选择了立场保守的候选人。这篇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社会，右转的五种表现，可简单概括为：经济下行；过度自由对社会公正的损害；民众对政府能力的失望；对传统家庭与社区的担忧；对军事力量的关注。
这五点某种程度上亦可构成保守主义回潮的原因。经济下行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从而导向对新自由主义的需求。越战的失败直接打击了政府的公信力。民权运动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高潮，对传统价值发起巨大挑战，男权、宗教、中产社区等固有的社会秩序遭受到剧烈冲击。外部的冷战压力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促成对强势领导人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以菲莉丝·施拉夫利为代表的群体，正代表着以往被压制的保守派，他们在七十年代向自由主义发起反击，并在八十年代获得胜利，而里根顺应保守主义的时代潮流，成为保守年代的代表。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保守主义阵营失去了一致对外的动力，逐渐落潮。而2001年的“9·11”事件激起了一致的“反恐”共识，保守主义再次崛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尽管奥巴马连任成功，但“医疗法案”的艰难推行已经反映出“大政府”的不合民意与时代思潮的转变。2016年，特朗普当选，右转再次发生。保守派知识分子欧文·克里斯托曾指出，现代保守主义的三大支柱为宗教、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起起落落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说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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