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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忠(我们连队京沪哈知青从对立走到融合)

知青,上海,哈市徐志忠(我们连队京沪哈知青从对立走到融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二天晚上，全连在连队大食堂会议室召开欢迎上海知青大会。会前我们之间互相拉歌，连领导代表全连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各班排的代表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我们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其中我们跳的《雪山升起红太阳》的藏族舞蹈受到他们热烈欢迎，掌声不息，我们不得不返场再演一遍。欢迎会的气氛十分热烈。

上海知青经过十几天的学习，不久开始参加劳动。

同年九月我们连又分到三十名北京知青。 他们是一九六九届初中学生，比我们岁数小，稚气未脱的脸上充满着欢乐。他们都穿着暗绿色的军棉服。我现在能记得名字的男知青有张华民、浦建华、杨铁成、蒋志强、李荣光等。北京女知青有周希英、刘顺珍、房佩茹等。

我因为出生在北京，对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北京知青来的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他们一下汽车，我就抢上前去，帮他们拿行李，问寒问暖，真好像是自己的亲弟弟来了一样。

后来他们有几个还分到我们排，我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天，唠唠北京的事，回忆起我在北京的的童年往事。我们关系处得非常好。结下很深的友谊。浦建华、李荣光、张华民为人正直善良，工作积极努力。还有蒋志强，记得1969年涝灾，由于缺粮我得了夜盲症，到了晚上和瞎子一样。他让家里寄来鱼肝油，给我吃了几粒，我的夜盲症才好了，想起这些我真的特别感激这几个北京知青。

他们来的时候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雨季，连队的秋收在绵绵的雨中艰难的进行着，从团部到连队的道路泥泞不堪。他们到连队的那一天，发现房佩茹和一个姓唐的两位北京女知青的行李被错发到了三连。于是第二天连里派徐志忠开小型车到三连去取她俩人的行李。不料由于道路被雨水淹没造成翻浆，车陷入泥潭无法开出，整整一天都没有开出来，只好第二天再派出履带式拖拉机才开到三连取回行李。

这时连队里哈尔滨、上海、北京等地知青的数量已达到了二百三十多人，连队里到处都晃动着知青的身影，而且他们习惯各异，衣着颜色也不同。

哈尔滨知青都穿着黄色军装，上海知青发的服装是草绿色，而北京知青穿的棉军装的颜色是暗绿色。一看衣服的颜色就知道是哪地的知青。连队里还充斥着各地的口音。有京腔京味的北京调，叽里呱啦的上海腔，带着地方音的哈市普通话，当地老职工更是有土腔土调的当地东北语，粗声大嗓的山东味，真是南腔北调、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正像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二百多知青的到来，不仅连队里人满为患，而且劳动力也人浮于事，常常一个人的活两人干，同时还给连队的生活住房烧柴粮食等各方面都带来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再也没有了1968年5月至10月间的比较好的生活。

地域不同产生矛盾

我们连队的上海知青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来到的，他们是上海市光明中学的学生。五月下旬又来了上海市闸北区的三十多名知青。这样全连队共有一百多名上海知青，他们单独编成两个排与哈市知青分开管理。

这时连队里已经有1968年先到的一百多名哈市知青，由于南北知青分开管理，互相缺乏交流沟通，这样不久就因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再加上一些地域观念，使两北两地知青发生矛盾对立，有几次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地步。因此当时连队里形成南北知青两个阵线，各有一百多人，人数上势均力敌。

后来又来了三十几个北京知青，他们是六九届岁数小、人数也少又是北方人，加之语言上的区别，自然站在了哈市知青一边。哈市知青粗旷豪爽，身强力壮，当然占了上风。

上海知青由于来自同一个学校，文革中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常常在宿舍里发生激烈的辫论，争吵声音很大。记得有一次是休息日，哈市知青在宿舍里闲谈，而一墙之隔的上海知青又用上海话在大声地吵嚷，开始了两派激烈的辩论。北方知青听不懂他们说的啥，但是他们的大声喧哗和争吵实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休息。

平时哈市知青有点看不惯上海知青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的吵吵嚷嚷。哈市知青中像鲍军江、张玉林、邢东善阎海林等都膀大腰圆，身高在1.80米以上，此时便借题发挥带领着大概能有十几个哈市知青冲进他们宿舍，不让他们吵嚷。

进屋后，邢东善、鲍军江大声地说：“你们吵吵什么？能不能说话小点声音。”这一声大喝，一下子使上海知青辩论的双方顿时停止了，不再争辩下去，我们于是得胜而归。此后上海知青之间的辩论少多了，声音也小了不少。说真的这次哈市知青真不是去打架的，只是想制止一下这种现象，防止继续发展下去，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尽管上海知青经常辩论，但是绝大多数上海的男知青是比较文明的，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说话做事绝大多数人文质彬彬，几乎没有发生过内部或者与哈市知青争吵和打架对抗的事件。

但是上海人 互相说话总在用他们的地方话（这也是必然），上海话语音快速，常令北方知青产生怀疑，以为在骂我们。常常因为说话表达的意思听不懂而引起猜疑不满，这是双方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另外那时候大家正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又都争强好胜较真，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之间也引发矛盾。

这天，几个哈市知青围在一起说起了家乡哈尔滨，赞扬故乡的美丽风貌。这时一个外号叫“狍套”的上海知青听了很不服气，他平时就好较真，于是过来发表言论。

他说哈尔滨比不过我们上海。于是双方都说自己家乡好，你说我们有松花江，他说我们有黄浦江；你说我们有中央大街，他说我们有南京路；你说松花江畔美如画，他说外滩搞对象的排成排，你说哈尔滨有北方大厦高九层，他说上海有上海饭店高十几层等等等等。开始双方还心平气和，后来就真的开始较真，谁也不服谁。比来比去，上海知青“狍套”总的说占了上风，“狍套”说到高兴处洋洋得意、摇头晃脑，不免言语有些尖刻。

这场辩论下来，哈市知青觉得很丢面子，伤了自尊。几个人商量一下，觉得“狍套”太狂，看不起我们哈尔滨，应该教训他一下，但是又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商定不许下狠手。

过了两天的晚上，排里召开大会。散会的时候，突然电灯灭了，屋里一片漆黑。这时候“狍套”就觉得屁股上被人踹了好几脚，后背也被打了好几下。等电灯再亮起来，也不知谁打的。于是上海知青将此事告到了连部。那时侯兵团正在整顿纪律，连领导一听这还了得，要追查打人者，抓一个典型严肃处理，杀一儆百决不允许知青之间发生斗殴事件。

那几个打人的哈市知青知道事情闹大了，赶快研究怎么办。有人说干脆一起到连部承认吧，有难同当，人多连队也不好处理。但是其中有一个叫“枣”的哈市知青，他想了想说：“不行，咱们都承认打架，那就变成打群架了，性质就变了，处理就会非常严重，还是我一个人顶下来吧。大不了就是俩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也不会处理的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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