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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都机构(老顽童王正方: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所幸我已经老了)
美国,北京,电影银都机构(老顽童王正方: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所幸我已经老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过几天新书发布会,要录像的是吧?那我得收敛一点,不能满口脏话吧。”王正方说。
王正方的身份很复杂,在海外华人群体中,他是一个奇人。他是提名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演员,是前美国大学工程教授,是拍过《北京故事》的美国华裔独立导演,也是亲身参与并在“保钓运动”中担当学生领袖、获邀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晤谈六小时的老左翼。但这个在采访过程中喜欢满口粗话的 80岁老头,最贴切的形容应该就是他的新书标题,一个“老顽童”。
《十年颠沛一顽童》,作者:王正方,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
最近,王正方自传三部曲第一部《十年颠沛一顽童》刚由十月文艺出版,写的主要是10岁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前的童年往事,这也是他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而我与王正方的采访,主要围绕他80年代人到中年时半路出家踏进电影圈后的故事展开,采访中他谈到美国独立电影的黄金年代、早年海外左翼知识分子的现场、“保钓运动”的经历。这是一份老一辈海外华人左翼知识分子的自白。
从电机博士到电影导演:我经历了美国独立电影最好玩的年代
1982年,王正方还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工程系的副教授。一天,他找院长说,不想干了,他想去拍电影。院长很诧异,当时州政府拨了许多经费,系里只有两个有副高级别的教师,如果他干下去,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荣升教授、系主任。此前,王正方已经参演过华裔导演王颖的《寻人》,也导过几部纪录短片。院长知道王正方痴迷电影,但他的建议是,王可以寒暑假去拍电影,对此,王正方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有兼职的教授,但是没有不全身心投入的导演。
王正方投身电影,老友戈武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两人,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拿到加州大学电影戏剧系学位后跑到“东方好莱坞”香港准备一展宏图,两人都做着电影梦。
戈武就是电影《半边人》的原型,电影讲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海归编剧和一个试图通过上演员培训班摆脱无聊生活的卖鱼女的故事。戈武的剧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在香港做过演员训练班的老师,而戏里的阿莹就是他的学生。但戈武的剧本屡屡被退,把剧本给了好友方育平。方育平是香港电影新浪潮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已经凭借《父子情》拿到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
电影还没开拍,戈武因为一次手术事故,不到四十岁就英年早逝。而方育平也为戈武的这个剧本一筹莫展。最后托人介绍,找到戈武的好友王正方来修改剧本,因为他对戈武最熟悉。
当时方育平找到王正方写剧本时,他还有一丝犹豫,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在念私立中学,刚离婚的他还要付赡养费,没有收入怎么办?结果方育平讲了一句话就把他的路给堵死了:我们的好朋友戈武为了拍电影,命都不要了,你那点破薪水怎么样嘛!
“我想,操!这有点过不去。一去就走上不归路了。”就这样,王正方放弃了教职,变成了全职电影人。
后来,《半边人》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部放映,放到“你认不认识有钱的女人,介绍给我,他妈的这辈子就为艺术牺牲了”这句台词时,观众都笑了,因为这句台词说到了这些没戏拍吃闲饭的电影青年的心坎儿里。
做完《半边人》,王正方无心教书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跳进去了”。
王正方放弃收入颇丰的教职投入电影,一方面是源自于对电影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大的结构性的时代背景,即越战、少数族裔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越战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转折点,不然我也不能拍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大的转折,让美国整个年轻一代有自省的过程,他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80年代中期,越战结束后的七八年,出了很多独立制片,少数民族的故事、非好莱坞的故事通通出来了,斯派克·李这些人就是那时出来的。”
王正方经历过真正的独立制片的黄金年代。在他看来,今天所谓的独立制片与那时相差太远,已经没有那么独立了。当时的独立制片采取的是有限合伙人制度
(limited partnership)
,一个电影可以有很多股东。“你可以有35个股东,每个人都有意见,那听谁的?听我的。我是导演,是我的主意说服了你,你出点钱,想把你的主意加进去,把你女朋友安插进来一个角色,那不行。可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弄不了多少钱。35个股东,每个股东出一万美元,就这么来了北京。”
今天,知道《北京故事》的人不多了,但实际上,这部王正方自导自演的电影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来中国大陆拍摄的美国电影,而且也是第一部探讨中西文化冲突的美国电影,比李安的同类题材《喜宴》还早6年。尽管没有在大陆上映,但是1986年美国年度特别片种
(非好莱坞制作)
卖座前五名。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在大陆拍摄的合拍片,王正方的团队也经历了中美文化冲突、国情不同等矛盾。《北京故事》在美国上映后,美国头号影评人罗伯特·艾伯特专门写了影评,他谈到一个细节,当时外国摄制组还不能与当地人一起住。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中美合拍片,中方和美方都没有经验,双方工作方式也不同。“美国的剧组人员很实在,你负责给钱,他就好好给你干,但一个礼拜要有一天休息,其实这很对,这样效率更高。中方的工作人员蹲在地上抽烟了,就等着太阳落山好收工。那俩哥们说,导演,你不懂,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爱干就干!这真要命。”
在《北京故事》里,有一幕,两个大陆官员看着打扮入时的李勤勤扮演的女孩面露不悦之色,而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与当时中国的官僚制度的周旋也让王正方颇费脑筋。电影里,有一幕是男浴室里,洗澡的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为了拍这一幕,王正方虽然说服了几个不情愿的演员裸体出镜,但官方出于对裸体场景的担忧,威胁要没收他的胶片。“如果你们这么决定的话,就拿走吧。”最终,这一幕在当时的中国题材电影里颇为罕见的裸体场景还是保留了。“如果你百分百地按他们的规则来,那你就拍不了什么了。但你如果不鸟他们的规则,你第二天就会被驱逐出境。”
王正方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北京故事》(1986)剧照
虽然主题是中美文化冲突,但《北京故事》没有集中的戏剧冲突,用王正方自己的话说,拍电影和写作一样:If you can show it, don’t tell it
(如果能展示,就别讲述)
。你就给几个场景,背后有深意,只有生动的细节才有意义。
“我看过一个电影,讲一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不讲I love you ,一个大男人坐在床脚,给女人剪脚趾甲,这说明了多少事儿?现在有几个电影能到这个份儿上想到不会想!不想看了,真的不想看了,看了生气。”
王正方导演的片子不多,他的拍片哲学是,他只能拍自己的故事。《第一次约会》和《北京故事》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多年不拍片的他现在只想专心写作。“这么大年纪了,反倒担心没人出钱找我拍电影吗?从前就没有。有机会就玩一票,不行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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