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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干嘛的(提桶人困在富士康:无班可加,有人绩效仅1元,但多数人选择留下)
富士康,疫情,提桶富士康是干嘛的(提桶人困在富士康:无班可加,有人绩效仅1元,但多数人选择留下)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安全的富士康,带来了稳定,也带来了屏蔽外界的隔膜。相较于临时工们,这种情绪,在正式工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去年5月,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试图离开富士康,重新找工作,他想换个“工作环境好点的”,或者“不用上夜班的”。韦大强面试了好几家,2家过了,但进程都终结在突然到来的疫情里,“哪里都时不时就冒出2个病例,再不敢出门了”。躺在宿舍床上,犹豫了一阵子,韦大强还是觉得富士康好,工资虽然不会加,但也不会降,“比较安逸”。
有的时候,富士康是“收容所”,收纳了那些在疫情中无处可去的人;也有很多时候,富士康削去了工人们走向外界的勇气,把他们变成了无处可去的人。
选择鱼缸还是河流加入“货架争夺战”的林康,陷入了一种职业焦虑。
他有无法忍受的时刻。去年9月,林康有个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下班了,就打算放到第二天处理。结果,线长生气了,问为什么不加班处理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顶撞了几句——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反抗线长,在这之前,“没有反驳过什么东西,反正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呗”。
▲ 林康所在的车间,穿过车间就是货架。图 / 受访者提供
再然后,今年4月,一个无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园区,去参加了一个短视频公司的面试,面试岗位是小游戏编导,并且面试成功。很快,他提出离职。在此之前,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投简历,觉得“外面的世界特别可怕”,自己也一定处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问题。
显然,对于林康个人而言,他对富士康的职位依赖程度正在降低。他像一条从鱼缸挣扎跳进河流的鱼,但这样的人是少数。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汪和建,在研究富士康员工的不同“保护性行动”时,假设了几个选择:离职、忠诚(驯服、责任)、呼吁(申诉、抗议)等等。而影响因素是工人的职位依赖强度,和组织能否改善的预期。如果工人不再依赖这个岗位,则会选择离职。反之,则会选择留下。
事实上,一线工人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地工作中,产生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不仅林康,韦大强、杨束新也都在说,他们没办法离开富士康了,而他们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
还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员工,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变得安于现状。面对疫情和裁员的议题,他变得敏感、尖锐,甚至不断贬低自己,反复问我:“我拿2000来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该吃该喝,我关心这些有用吗?”至于是否担心疫情会影响自己之后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又那么懒,在富士康起码还有2000多块,还想往哪里跑?越跑越穷啦。”
一份“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出示的报告显示,只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时长会超过一年。汪和建对这个数据的理解是,1年工龄以内的工人,退出成本低,也难以看到企业改善的期望,就会选择离职。但随着时间推移,付出越多,依赖程度也会加剧。
在如今的富士康,无处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渐变得依赖富士康。
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么幸运。去年曾经找工作、又被疫情横插一脚的韦大强,已经彻底放弃了辞职——这是他最后一次迈出富士康的尝试。韦大强说,他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在当初刚进富士康的时候出去找工作”。如果再让自己选择一次,他会学点东西,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而这,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意义。
杨束新用“晕晕腾腾”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现在,他还是和妻儿两地分居,唯一的沟通时间是晚上的视频聊天。6月1日,是儿童节,前几天的时候,妻子说了好几遍,儿子喜欢玩积木,他也答应了要买来作为儿童节礼物,结果事情在脑子里转了几圈,还是忘了。杨束新反复自省:“天天过得晕晕腾腾的,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啊!”
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纠结。订单少了,工资降了,厂区会不会倒闭?自己要不要辞职?刚在济源买了房,就在富士康厂区附近,如果没了工作,是不是得把房子也处理了?要不要南下去打工?打工的话,孩子是跟着自己还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这些问题就暂时都不存在了。
▲ 深圳富士康,一位工人在宿舍发呆。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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