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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生肖运势(汪朝光：海外访史录)
史料,档案,中国2013生肖运势(汪朝光：海外访史录)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生活周刊》刊登的中国士兵肖像
第四，关于图片和声像史料。汪朝光强调，图片、影像和声像史料，均具有重要价值，其种类又有招贴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影片、录音、唱片等等多种类型。例如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藏有抗战时期长沙大捷的纪录片，观看这个纪录片可以发现，当时长沙市民在街头游行庆祝时演唱的歌曲以及影片中出现的背景音乐都是《义勇军进行曲》，这足以说明在1939年时，《义勇军进行曲》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又如1943年，在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宋美龄曾去美国国会做了一次演讲，该演讲现有录音留存。在这段音频资料中，宋美龄强调了中美共同抗日的意义，同时她的标准美式发音和抑扬顿挫的语音表达，也是打动美国国会议员的原因之一。又如中国在1927年曾拍摄一部著名武侠片，名为《盘丝洞》，在当时非常流行，可惜该电影的胶片在国内并无留存，学者只能根据电影的内容介绍去研究，这曾一度是电影史研究中的遗憾。然而十几年前，挪威国家电影资料馆在进行电影胶片数据化处理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盘丝洞》拷贝胶片，同时还发现了当时电影上映的广告，以及记录公众反应的资料。在这份电影胶片的高清拷贝被送给北京中国国家电影资料馆后，中国的电影研究者才得以首次看到《盘丝洞》这部影片的实际样貌。挪威在《盘丝洞》上映时并非电影大国，但《盘丝洞》却能出口至挪威并做商业放映，这件事本身即能说明当时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汪朝光认为，图片影像史料在民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相比于其它种类的史料，这类史料在海外发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中国摄影技术和电影工业并不发达，也不能自产胶卷，所以大量图片影像都由外国人拍摄，也就更有可能收藏在海外。
《盘丝洞》剧照
第五，关于私人史料的应用。汪朝光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已非常关注私人史料的运用，在近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引用日记等私人史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但相对而言，引用外国人日记或私人史料的文章还比较少，尤其是对外国普通人私人史料的关注度不足。例如上海或天津租界外国人所留的日记、滇西北及西南各地的传教士日记、私人账本等，都是有待关注的史料。
第六，关于实物史料的应用。汪朝光认为，与关注考古出土实物的古代史研究相比，近代史研究者往往不太注重实物史料的应用，但这类史料是有关注必要的。例如上世纪常用的防暑工具——芭蕉扇，在当时每逢夏季几乎人手一把，遍地可见，现在却从生活中消失了，年轻一代人只能从照片中见到，然而不了解芭蕉扇，就难以理解当时酷暑之下的百姓生活。又如近代上海家庭中曾广泛使用老式马桶，西式抽水马桶和卫浴设备的引入一度对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产生影响，但现在人们已经很难见到马桶的真实面目了。又如近代最早的电话机是拨号盘式电话机，这种电话如果要连续拨出多个数字比较大的号码，需要用一定的时间——在军事行动中，这样的时间差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战局，如果对拨号盘式电话机没有认识，就不能理解拨号时间可能带来的影响。又如票证，曾经一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现在许多票证的使用细节已众说纷纭，似是而非。此类种种实物史料，有时在海外也可收集，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其史料搜集亦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研究首先就要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在中国可以找到，在世界各国也可以找到，当我们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时，就可以做更广阔的历史研究，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汪朝光研究员的讲座结束后，侯中军和蒋杰两位与谈人结合讲座内容和自己的海外史料利用经验的发言，深化了对问题的讨论。
侯中军研究员认为，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海外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扩大研究视野和突破既有研究视角极有帮助。关于其他大国，如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的史料应用价值，他自己也深有体会，此外他也注意到，一些中小国家的史料同样有其价值。2013年时，侯中军曾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查阅史料，当时由于国内学者几乎已将蒋介石日记抄完，他就开始关注胡佛所藏的其它中国近代史史料，如驻荷公使金问泗的《纯孺历年会晤录》。在不懂荷兰语、比利时语的情况下，通过解读金问泗的会晤录，他最终写出一篇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荷关系的文章。侯中军指出，探究近现代历史上其他大国及中小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能够弥补过往研究中一些不足的细节。
对于汪朝光所讲收集史料中需注意政治、外交之外的史料这一点，侯中军也深表认同。同时，他也指出目前即使是在政治方面，也不应仅仅关注总统、国务卿这类部长级以上人物的资料，而应下沉一级，研究次长、助理国务卿或司长所经手的档案史料，这将会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案例的细节有帮助。因为部长及以上人物常常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而决策的形成过程则往往是在更下层的司长及其智囊团手中形成的。例如曾参加巴黎和会，后来做过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国务院远东政治顾问的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这位重要外交人物的档案就有600余盒被收藏在胡佛研究所中。侯中军认为，亨培克档案对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和政治史都有重要意义。亨培克档案中甚至包含1937至1938年胡适访美期间与他的英文往来函电，这些资料在国内均无收集，但对了解胡适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对战争的认识、对中美外交的认识，均颇有助益。再如侯中军最近关注到联合国斯退丁纽斯、帕斯沃尔斯基等人的材料，这些人虽然不是最后为决策“拍板”的人，却是真正制定决策的人，这提示我们即使是在关注大国史料的过程中，也应更加注重那些次一级人物。
侯中军还提到，在海外访史过程中，他发现去一些非自身所熟悉语种的国家查阅史料，会遇到语言与目录的双重困难。例如访问比利时、荷兰、印度等地的档案馆，在既不通晓本国语言，又不明白各馆的史料存放和编目特性的前提下，搜集史料的过程就会面临诸多困难。他认为去这些国家查找史料要“有备而去”，慢慢积累经验。另外他强调，只有以中国大陆所藏中文史料为基础，才能在出访海外时抓住机遇，搜集到海外特有的珍贵史料。
讲座的第二位与谈人，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蒋杰副教授。蒋杰副教授指出，正如汪朝光研究员所言，国内学界目前在海外史料收集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奇怪现象”。例如，大家都很关注所谓“一流国家”的档案，大量学者前往美国、英国、德国收集资料，但很少有人去越南、印度、缅甸、蒙古、朝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收集资料。另一个怪现象是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多个海外档案整理项目，但这些成果的使用率似乎并不高。
在海外史料收集方面，蒋杰坦言，相较于图书馆，自己更喜欢档案馆，因为档案馆中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以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为例，他认为经过了多年叠层累加式的研究，国内学界的抗战史叙事，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模式。其基本特征，倾向于将对这场战争的诠释局限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激化的叙事框架之下。他笑称，此种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缺乏国际视野，颇有“自我矮化”的嫌疑。因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事实上与发生在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声，是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如果仅仅依靠既有的论文、专著和已刊史料，而不去海外查阅档案，将很难理解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战争之间的联系，也难以理解抗战爆发前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当时纷杂的中德、中苏、中美、中俄、中日关系，更无从理解当时国际政治的多重矛盾，以及外交官们“桌子底下”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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