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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生肖运势(汪朝光:海外访史录)
史料,档案,中国2013生肖运势(汪朝光:海外访史录)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汪朝光/主讲 侯玥然/整理
【按】近年来学界关注海外史料,但关注重点主要限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几个大国的档案。事实上,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韩国、越南等国的档案亦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颇有可观之处。在档案史料之外,图书、报刊、方志,以及图片、声像史料,私人史料,实物史料等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可供挖掘。
本文整理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汇丰银行:近代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红霞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蒋杰副教授与谈。该专题讲座聚焦海外中国近现代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读,为上海师范大学宋佩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相关学术活动。
讲座中,汪朝光研究员首先以“海外访史录”为题,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在海外中国近现代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随后由侯中军研究员及蒋杰副教授就讲座内容阐述相关看法,最后由几位学者共同回答了现场观众在资料收集、史料解读等方面的若干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丰富广泛,其中最基础的史料是收藏在中国的中文史料,包括中国大陆(内地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丰富馆藏,但本次讲座之侧重点,则为海外所藏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整场讲座中,汪朝光研究员分别从不同国家所藏史料、不同领域与类别史料、档案以外的文献史料、图片声像史料、私人史料、实物史料六种史料收集和应用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以往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史料运用中几个较易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在国别方面,汪朝光指出,近年来学界非常关注海外史料,但关注重点主要限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几个大国的档案,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英国外交部等重要机构的馆藏档案。对于其他重要大国的史料,学界则较少关注。举例而言,俄国(苏联)与近代中国革命联系紧密,共产国际的档案目前多藏于俄罗斯;德国在全国抗战之前与南京国民政府存在国防、经济方面的诸多合作,与此相关的德国档案值得关注;法国曾占据印度支那,研究越南独立运动中的中国参与问题、南海问题等必须重视法国档案。然而,目前由于档案开放程度、语言障碍等问题,学界较少运用这些国家的档案。此外,汪朝光认为,除了俄、德、法这些在近代与中国发生重要联系的大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同样被忽视。例如意大利、印度、韩国、越南等国的档案,也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对亚洲多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等。简而言之,在史料运用的国别方面,不仅仅要关注那些最重要的大国馆藏,还应同时关注那些平时注意程度不够的大国,乃至其他国家甚或是中小国家的馆藏。
法国国家档案馆
第二,在不同领域、类别的史料运用方面,汪朝光认为,即使是在最受关注的大国中,不同区域、不同机构、不同收藏领域的史料,仍有深入挖掘空间。例如美国,虽藏有丰富的中国近代档案,但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往往仅有与近代政治、外交史相关的史料,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等重要政治人物档案等。汪朝光提到,自己曾长期在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查阅档案,所阅内容包括熊式辉日记、顾维钧外交档案等。后来他偶然发现,在离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也就一公里的不远处,有哥大神学院图书馆——该图书馆藏有大量教会档案和传教士档案及其论著,其中又有许多与中国相关。这些档案不仅涉及教会传教的历史,也同时涉及许多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相关的历史。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教会史料不可忽视,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就与教会人士所留材料密切相关。除哥大神学院图书馆之外,海外还藏有其它大量教会和传教士档案,这些档案对近代史研究极有帮助,需引起重视。又如学界一向重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却对仅离其一步之遥的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献有所忽视。汪朝光认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开架式浏览方式有利于快速查找相关史料,有时哪怕只进去待上一天半天,也能找到感兴趣的资料。目前学界对这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利用仍有不少疏漏,且往往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档案,而忽略了一些社会经济类文献。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此外,汪朝光指出,学界对日本材料的运用也仍存在不足。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使用的史料仍以中文为主,对日方所藏档案利用相对较少。在汪朝光自己的研究经历中,就曾在日本发现意想不到的研究材料。日本侵占东北期间,曾在伪满洲国建了一个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名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该电影厂一共拍了二百余部电影,其中包括大量纪录片,反映了日本统治之下伪满的社会生活状况,但这些电影胶片后来多有遗失。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接管东北,因此伪满的大量材料到了苏联手中。1991年苏联解体后政局一度混乱,日本方面又抓住了这个“机会”,反过来从苏联引进了不少日本档案材料,其中就包括“满映”的出品,并将其制成一系列DVD影像集。汪朝光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购买到该影像集,通过它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在日本占领下的社会情况。汪朝光强调,收集和中国近代有关的史料,不应有先入之见,而应对各个大小国家的档案、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单位的档案尽可能广泛地关注。
第三,关于档案之外各类史料的运用。汪朝光认为,学者做历史研究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对档案类史料有特殊偏好,但与此同时,亦不可忽视其它文献史料,如出版图书、杂志报刊等的重要性。对海外史料的关注,也不应仅仅集中于档案。例如近代来华人士的回忆录和著作,就颇具价值。另外,汪朝光特别提到,国内出版的一些中文图书、档案等文献,因为国内图书馆当年还不是开架借阅,有时查阅不够方便,在国外采用开架阅览方式的收藏机构,查阅倒有方便之处。例如,自1980年代以来大规模编辑的新方志,其实挺有用,但在国内收藏比较分散。九十年代末,汪朝光用新方志做研究时,国家图书馆虽有完整收藏,但不能开架浏览,只能分册借阅。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却有新方志的专门典藏,且可开架翻阅,因此较容易翻找到研究所需材料。这些材料并非该馆独家所有,但因材料聚集,同样能产生重要价值。例如在1966至1967年冬春之交,国内曾爆发过一次脑膜炎疫情,将新方志中全国各地当时的卫生志材料综合在一起,就可以透视新中国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应对此公共卫生事件的方式及其成效。
报刊同样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汪朝光指出,目前学界虽已普遍注意到报刊史料的重要性,但对外文报刊的利用程度仍不够。近代海外的一些大报,如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美国《生活周刊》、苏联《真理报》等,实际上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举例而言,《生活周刊》中就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国共内战的图片,这些图片中所呈现的国民党军队形象,随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又例如在人物研究过程中,对于那些在中国活动的洋人,应特别注重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因为这些报道可能更详尽真实。虽然目前在国内也能通过在线数据库浏览大量海外报刊,但仍有许多外文报刊仅在国外数据库或图书馆中才能看到,需要在平时多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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