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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什么爱花(杨照 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韦伯,马克思,中国德国人为什么爱花(杨照 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我忍不住会说,把这两个人加在一起除以二,比较接近我所认知的(他们)百年后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比较倾向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系统发展到越来越完整,工具理性、金钱的数字理性已经席卷了全世界。活在这样的系统底下,工作变成目的,你越来越少自主意识。我们好像很难逆转社会变化的走向。
但就算生活里各种东西都系统化、组织化,即便在现代理性高度发展的空间里,韦伯从未预言个人意志的丧失。我们每个人仍然有编织和别人不一样的意义之网的自由。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在一个渐趋异化的社会,该如何自处?马克思和韦伯二人对异化的不同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杨照:当我们创造出来的外在力量,反过来统治了人,就是一种“异化”。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我的错误认知所造成的。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太有用也太重要,你必须不断去寻找,到底在你的生活周遭,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创造了异化——比如思考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最后,如果国家不退化,就变成了异化的来源。所以追到最根源就要问,什么状态下我们才是自己真正充分的主人?这就回到了康德,这是马克思非常哲学的一面。
可是韦伯没有把工具理性抬高到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那样的程度。我们很难在现代社会里面逃离工具理性:月底拿到这份工资,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理性去分配。但韦伯告诉你,还有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永远都比工具理性重要。
回到打工人,其实也就是集体性高于个体性,你是顺应着集体的要求和目标,没有自主性。那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整体的发展是相对不利的;而且每个人能发挥的都只有真实能力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会很希望看到集体性跟个体性之间的比例做一定的调整。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说在螺丝钉的岗位上,“原创性”的工作也少的话,如何来实现你提倡的创造性?
杨照: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创新的时候,讲到了七个面向。创新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面发现了新的东西。台湾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也没有像苹果和谷歌众多的专利,最大的长处,就是这么多年做电脑做手机,包括代工,真正把高科技每一个制作程序想得清清楚楚。像当初的海底捞,它创新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任何一个服务的做法,而是服务的心态。所以不要觉得打工人没有任何创新性,而是永远保持一个创新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生活——我是不是非得这样活着不可。
我再问,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出10种改变你跟手机之间关系的方法?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多少是把自己给绑死,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和创新性。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不少“‘00后’整顿职场”的消息和说法(有入职新人提出不愿意加班,还有的刚入职不久发现很多东西和预期的不同,导致个人权益受损,于是迅速离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是一种自我觉醒,还是个人冲动?
杨照: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靠固定僵化的工作方式来进行,一定要发挥创意。职场是需要整顿的。“00后”们刚刚进入职场,会带来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但不能够单纯靠消极的、表达不满的方式,也需要有长期而且是社会集体性意识配合,才有效果。但老实说,年轻人的觉醒和力量,是不是有必要对体制形成巨大冲击或者一定要展现出冲击?倒不见得。还是要一步步地推动。
如果我去挖过二里头,关于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南方人物周刊:除了你说的二手资料的整合,你做田野工作的经历其实不太多。如何把手头爬梳的资料、多年来华语世界的考古发现,和自己的论点结合在一起?
杨照:前阵子我跟许宏老师对谈,对这些考古学人我非常尊敬。但说实话,如果我累积了更多考古的田野经验,比如说如果跟许宏老师去挖了二里头,我敢100%跟你讲,今天《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册里面讲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
我的老师们给过我的东西,在我的心灵里面,我永远不会抛掉。正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我们必须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传播给更多人。而我的任务是,要把考古和文献资料配合和对应,整合出一个个故事来。那些故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大胆的论断,可是我至少有把握一点,我读过够多的考古报告,而且我的论断回到这些报告上是可以被检验的。
南方人物周刊:对夏商周,大家以前多认为是相继出现的朝代,但你告诉大家,原来它们曾是同时而处的部落,且因某方实力的增强,先后成为共主。这个观点并非你首次提出,但你花了几乎整整一册书来阐释。厘清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有多重要?
杨照:这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是关于中国是“一元文明”的想法(从黄帝开始产生了文明的突破和内容,然后再传到其他地方去)和“中国文明西来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而苏秉琦先生的论断真的太重要了,今天考古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文明是满天星斗似的,在各个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然后才开始整合,从多元走向一元。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一元”也从来没有彻底过。新石器时代那么多不同的部落在漫长的时间中彼此互动、互相竞争。夏人脱颖而出,后来商人和周人脱颖而出,虽然商人取代夏人变成了共主,夏文化却继续存在。商和周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在建构的过程中,所有这些东西慢慢进入我们所认知的中国文化。
南方人物周刊:这让人不免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辨”的纲领,包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等,被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要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顾先生的立场后来也有所改变。对于史家而言,如何辨清时势和对抗外界的压力?
杨照:我是到后来才能看清楚,我当年所受的是民族史学的教育,所以才会对钱穆先生这么熟悉,对他秉持的学术观点怀有深刻的情感。民族史学强调中国文化自身拥有强大的力量,它不只是中心性和一元性的,而且可以不断包纳外面的成分。现在我们能了解,当时很重要的危机感在于,我们会不会被西方文化吞掉?中国文化会不会消亡?民族史学可以令你有足够的信心去对抗,从而建立一个强健的中国。
但到了今天,我们还要这么担心吗?我对此有不同的评判。
当我们沿着商周一路下来,那些被民族史学家丢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捡回来了吗?你换个角度看中国,会发现中国的历史一点都不无聊。比如我们重讲东汉末年往后的这段历史,不需要非得讲成西晋到东晋,然后到宋齐梁陈……这当中有各种地域和民族间不同的互动,你了解到刘渊(汉赵国皇帝)、刘曜(刘渊之子,汉赵末代皇帝)、石勒(后赵国皇帝),分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各自在自己的文化想象上,跟北方的这些世家大族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跟佛教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讲一次这些历史,为什么不把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析得更多元、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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