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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什么爱花(杨照 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韦伯,马克思,中国德国人为什么爱花(杨照 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受访者提供/图）

大半生里，杨照曾担任媒体机构的总主笔和高管、出版机构制作总监、大学兼任讲师，写小说和剧本，笔耕不辍，兴趣庞杂。他回忆年轻时与同代文化人交游，常有知识占有方面的虚荣心作祟。“比来比去，最后是比有没有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什么。”然而历经时代更迭，他发觉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必须去解释历史。”

学历史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便缠绕着他。

1980年代，在台大历史系读大四的杨照，为准备研究所考试，每天在图书馆用功温书到深夜。

某天夜里，像往常一样过马路到对面等公交车的他，突然感到一片迷茫。“当时正在读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突然间脑袋里面全是芜杂的史料，眼前则是台北的车水马龙。我在想，我所读的历史跟我眼前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老师和书本都告诉你，学历史是为了帮助你以史为鉴，能够了解现实。真的能吗？”

他很快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要有更确切的现实感，要看清楚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这次“心灵拷问”之前两年，杨照在图书馆遇见了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资本论》，遂将日译本跟英译本的《资本论》逐句对读，读完了三大卷。在美国求学的日子，他又对照英文本和德文本，重读了一次《资本论》。

人一天有几个小时是真正为自己而活？杨照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价值、人性、剥削和阶层的诠释，在今天依然出奇地精准。他在台湾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出版过著作《资本主义浩劫时我们聆听马克思》（即将出版《资本论的读法》）和音频节目《你好，马克思先生：资本论及其创造的时代》，希望借由巨擘的观点和实践，带动听者省思自己对生命的选择。

在将左翼思想视为“毒蛇猛兽”的彼时的台湾，另一位学术巨匠韦伯也进入了年轻学子们的视野。他的新教伦理，关于“要追求志业（神圣召唤）”的描述，都给杨照留下了深刻印象。纵然马克思和韦伯两人在许多方面观点不一，但他们以知识与思考对抗既有的世界秩序，从不因循标准答案的态度都让杨照终生受益。在看理想平台讲述《认识现代社会的真相：韦伯60讲》时，杨照提醒：只有深切理解我们所在的环境，才能进一步去提问，该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或者有无机会凭借主观意志去改变它。

在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的驱动下，钻研了一辈子历史却苦于传统历史教育窠臼的杨照，中年时开启了一人讲中国通史的尝试。

从2007年开始，他分别在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前后跨越10年。根据讲稿整理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共有13册，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目前这套书在大陆已经出版10册（第1-9册，第11册），剩余三册仍在修订中。

有读者把杨照比作“历史界的费曼”（费曼不仅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物理学的教育和普及上也有突出贡献），他讲方法论，细谈考古，重视思想史和语言哲学，做中西横向对比，如同“航拍模式”的通识课。如果说他所崇敬的钱穆是从中国史内部追寻中国历史的真相，杨照则尽量避开“刻板印象”，加入了近百年来史学界的突破性成果，如他承袭的民族史学脉络、大陆盛行的唯物史观、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等等。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在杨照的描写和阐释里，我们可以感知到“史实”是基于哪些底层逻辑发生，产生了怎样的流变。他再从考古实证反推原初，今天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为何做出如许选择。杨照不希望读者把他的说法当做终极答案，而是把他的书和节目当作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提醒，多了解、少判断，讲证据、讲逻辑。

“你的意义之网由自己织就”

南方人物周刊：不久前你接受“一条”的采访，借由马克思和韦伯的主张，提出年轻人应作为“创造者”而不是作为“打工人”存在，要努力去追求志业而非职业。你很早就走出体制，定义自己为“读书人”，希望可以鼓舞年轻人。然而有读者认为你这回说得太过“怂恿和鸡汤”，在大陆“除非家境小资，父母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才能不去卷；甚至说你“何不食肉糜”。

杨照：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设想和鼓励年轻人模仿我的这条路，我这条路是我替自己走出来的。如果这条路真的有意义，不是说“我是一个读书人”的头衔，我更多地想说我不要做一个有头衔的人，这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说老实话，我真的有点无力感，我不太知道怎么跟这些年轻人说话。我年轻的时候，周遭也是如此的沉闷，我们想象可能到晚年都还必须不断地去斗争。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这是我所喜欢的生命状态。

我在一条说，“2亿的中国年轻人如果停止内卷，这是多么大的爆发性的力量。”可我们目睹的是，我们正打造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个极其特定的社会。我一直在思考，今天大陆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哪一些力量，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不会改变，社会不会改变？我很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答案。

南方人物周刊：在大陆，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几年，他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父母的努力），在一个中大型城市有一席之地。“安身而后立命”成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

杨照：这个东西就打结了。这里出了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有对社会的认识。你为什么认为今天的状态几年后一定是不变的？

可以问问年轻人，三年五年之内就要面对的一些社会变化。比方在较高收入行业里，最有可能被AI取代的会是什么岗位？未来医生的一些岗位就极有可能被AI取代。依靠大数据，AI可以比现在的医生做诊断的时候更准确。包括房子，如果可以租一个大一点舒服些的房子，为什么非得买房子？

南方人物周刊：有稳定性的考虑，也有为孩子教育等方面的考量。

杨照：老一辈的人那么在意房子，新一代的人在意小孩的教育、落户。你不觉得，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体会该如何去看待这些事情？

直到今天，韦伯对我们都很有用——遇到任何问题，你应该要去质疑，而不是接受。从西方的启蒙主义到理性的发展，到它帮助欧洲快速进步，产生现代性的优势，韦伯帮助你去分析，当你跟集体、跟社会互动的时候，你的工具理性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你的价值理性或者你的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问过，作为个人，我们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占的比例到底有多高？而“被这个社会所决定，因而没有自由，就是依循着已经安排好的路线去做固定的事情”，这个成分又有多高呢？这些问题有解吗？

杨照：韦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韦伯最后弄清楚了现代社会，但他像是个末世论者。他认为，我们越来越了解现代社会，就越被困陷在这个工具理性所织的网中。而马克思是持“一个社会必然要改变，不可能停留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必然要瓦解”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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