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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是什么节日(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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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摘要：国民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处境和政治认同的前后变化,中共对北京政府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认知和运用上也前后各异。以国民党北伐为界,五色旗从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变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以国民党"清党"为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革命"的象征变成"白色恐怖"和"反革命"的象征。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将镰刀斧头旗视为唯一的"革命"旗帜,"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旗"也成为中共进行政治动员的口号。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认知和运用的考察,也可以看到此间旗帜象征、认同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 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重要象征, 人们常常借用旗帜的颜色、式样和图案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并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不断赋予旗帜新的象征意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政治力量不仅可以借用旗帜的象征来展现自身的政治理念和建构自身的政治正当性, 也可以从负面意义上指称异质力量的旗帜, 以弱化对方的政治正当性。一般而言, 政治力量对异质力量旗帜的认同及运用也随着自身政治处境和政治认同的变化而变化。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也反映了以上原理,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还无人研究。鉴于此, 本文拟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的考察, 来展现中共在不同的政治处境下如何运用党旗和国旗这些政治符号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斗争, 对此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此间旗帜象征、认同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对拓展国民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也有裨益。

一、从国家象征到“反革命”的象征:中共对五色旗认知的演变

在民初各派系的国旗竞争中, 被赋予“五族共和”象征意义且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五色旗压倒其他革命派的旗帜, 最终被选定为中华民国国旗。对于这种结果, 在国旗竞争中败北的孙中山系革命党 (包括后来的国民党) 一直拒绝承认五色国旗, 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之后还将五色旗称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旗帜。但是, 大体上而言, 在北京政府时期五色旗作为国家象征还是被广泛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正式合作之前, 与国民党还不存在政治认同的基础, 因此中共此时也是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的, 在中共党人眼中, 五色国旗也没有后来派系 (或政权) 象征的指称或者负面的象征意义。

例如, 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于1923年1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时, 为了说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 就以五色国旗为例, 说:“譬如中国的国旗, 一色分裂为五色, 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 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 很有秩序, 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 成了一个新组织, 也可以说是联合。”在李大钊对五色国旗的表述中, 并没有将五色旗视为“北洋政府”或者后来指称的“反革命”的标识, 而是以“中国的国旗”称之, 而且他对五色国旗“五族共和”的象征意义也是认同的。

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后, 虽然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的议案, 并很快在广东地区强行推广新国旗, 以建构人民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 9月18日国民党又发布了《北伐宣言》, 表示要“打倒列强除军阀”, 北伐统一全国。但是, 由于此时国民党还没有正式北伐, 没有与北京政府兵戎相见, 而且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也应邀而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中共在公共场合仍将五色国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悬挂。如1925年1月21日, 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纪念列宁逝世周年大会, 纪念会由中共主导。是日会场布置极为严肃, 会场四周遍悬书有列宁遗言的布帘, 讲台上陈设列宁遗像, 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与苏联国旗交叉其上。据报道, 当天到会人数达3000多人, 纪念会由李大钊任主席, 除过赵世炎、马叙伦、蒋梦麟等人外,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及随员十余人也莅会。会后, 全体高呼“列宁主义”“世界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在纪念会场中, 中共并未将国民党制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苏联国旗并悬, 而是使用北京政府的五色国旗, 这表明在中共看来五色国旗在当时还具有国家象征的意义, 南北双方还存在政治认同的基础。

不过, 国民党与北方各军阀主政的北京政府毕竟是异质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志在实现国民革命并以暴力的方式北伐“易帜”, 北京政府也有南下统一全国的打算。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为准备北伐, 不断在舆论上为北伐造势, 宣传北伐“易帜”的正当性。国民党以正统的国民政府自认, 将北京政府称为“北洋军阀”的政府, 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帮凶, 表示要“为民请命”, 实践《北伐宣言》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承诺, 并将自己的旗帜视为“革命”的旗帜, 将五色旗视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旗帜。相反, 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中国青年党则坚持认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 而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赤化”的象征。随着国民党与北方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共商国是”到剑拔弩张, 再到兵戎相见, 双方政治认同的基础也逐渐丧失殆尽, 这时与国民党处于同一阵营的中国共产党对五色旗的认同和指称也发生改变。

如果说在国民党北伐之前中共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象征, 那么在北伐开始之后五色旗则成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陈独秀在批评国家主义派发动“拥护五色国旗运动”时指出, 自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 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 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 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那些议决中华民国国旗的国会, 也不过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些高叫“拥护五色国旗”的人, 只不过是“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既然中共此时已经否认了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合法性, 那么五色旗也被降格为政权或派系的旗帜, 而且被打上了负面的象征意义。一位笔名为“梦吾”的作者在谈到国民党北伐“易帜”的合法性时, 指出虽然十五年来在“北洋军阀”的支配下, 各机关、各衙门的五色国旗都悬挂的“很虔敬”, 但是, 我们只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结合一致的来宰割中国人民, 榨取精血, 至于不能呼吸”, 哪里找得出“共和”的气息与“独立的象征”?该作者进一步指出, 五色国旗自出世以来即成了“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政权的象征”, “共和”“民主”和“独立”的象征意义完全“消失无余”。在“梦吾”的论述里, 五色国旗已成为“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政权的象征”, 失去了作为中华民国国家象征的合法性。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党在三党竟“革”中建构起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之下, 个人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属性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外无它。因此, 在国共两党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视为代表“革命”的旗帜时, “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也自然被中共视为代表“反革命”的旗帜。1927年初, 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在江浙一带激战, 国家主义派在全国多处发起“拥护五色国旗运动”声援孙传芳, 陈独秀在回应中就以“五色旗”代表“反革命”的北方军阀, 以“青天白日旗”代表南方革命军, 指出:“反革命的国家主义者, 当然要大喊拥护五色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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