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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5日更新消息 打工人为什么会集体落入“狗屎工作”陷阱？

工作,格雷,狗屎2022年8月5日更新消息 打工人为什么会集体落入“狗屎工作”陷阱？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当代，人们正在越来越憎恨自己的工作。而世界经济正在加速沦为一台生产无用垃圾的巨型引擎。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在遗作《Bullshit Jobs》（狗屎工作）中所告诉大家的论断。这部曾经让无数欧美打工人动容的书籍，在今年7月份发行了简体中文版本。

或许，这打碎了过去很多人，对社会进步所抱有的美好想象。

按照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我们原本应该会进入到一个让劳动者越来越幸福的时间中：

工具会替代掉那些没有创造力的工作，进而将那些需要人类创造力的部分还给大众；又得益于机器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工作时长应该会从原来的5天制，逐渐变成3天，甚至更短凯恩斯就曾预言，在20世纪末，科技水平足够进步，人类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个小时。

总而言之，劳动会成为一个愉悦人类精神的事情，而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苦力。但这些愿望都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中逐渐幻灭。

我们发现工具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并没有让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优秀的沟通软件、通勤工具，反而强化了工作对人的剥削。领导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下属从休闲时间跩回到工作状态中。

4天工作制不但没有实现，996反而成为了一种打工人的常态。

机器人虽然取代了简单劳动，但新的工作却一点不比流水线让自己的精神愉悦。相反，无处不在的管理主义让我们陷入到更痛苦的、带有讨好性质的社交陷阱中。

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谄媚的客户关系、毫无意义的内部行政制度，精神上的折磨似乎并不比流水线的肉体痛苦来得轻松多少两者之间唯一的安慰是消费主义，但后者的高金钱消耗又让人不得不依赖于那份让自己疲惫的工作来获得薪酬。

这是人们最常见的，对工作的抱怨。那些小时候被视作蜜糖和希望的东西，如今变成了今天的毒丸。

这也是格雷伯曾提出过的问题之一，但他的批判却远不止于此。

在格雷伯看来，如果将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大部分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如果一些工作消失了，人类却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影响。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世界没有了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哪怕是少了库换小说家、斯卡音乐家，世界也会失色不少…但如果消失的是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那么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就不好说了。

格雷伯将这些工作称之为，狗屎工作。不好说是格雷伯的谦辞，实际上格雷伯认为上述大部分工作，对社会不仅没有正贡献，反而是有负价值的。

当代人生活里的狗屎属性太过于突出，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拥护。

在后来一份对英国居民的调查中，调查机构发现竟然有超过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世界毫无意义。

这份调查结果甚至超出了格雷伯本人的意外，以至于后来他在这本《Bullshit Jobs》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狗屎工作判断标准：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者有害程度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

在格雷伯看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浪费和职场精神霸凌。

如果在英国社会37%的人都无法找到工作的社会意义，那么剩下63%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节省这37%劳动者的时间而提供服务。那么这意味着在西方社会里，至少有50%左右的工作是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的。

换言之，我们原本应该已经实现3天工作制了，只是因为这些狗屎工作的存在，所以我们还在每天忙碌着。

这还不算这些工作的有害性。

格雷伯认为，每天从事找不到任何意义的工作，往往更容易滋生了职场抑郁和办公室政治内耗。人们会怀疑自己生命的意义，领导会专注于对上负责与对下控制。

人们皆知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时，登记制度工作环境中的施虐受虐态势会迅速加剧。

最终，狗屎工作实际上变相带来的是狗屎组织和狗屎人生。

打工人活在新封建主义里？

在《Bullshit Jobs》里，格雷伯为这种狗屎工作大流行的现象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框架。

他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性问题。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管理封建主义。

这是一个大胆到略显激进的论断，也被很多书评所低估的概念性论述。

格雷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管理主义的背后就是封建主义本身；这种新式封建主义充分伪装了自己，用管理主义作为遮挡，藏于其间；财富和地位的分配已不再依据经济，而是依据政治因素。

而这种政治性的本质，在格雷伯看来，其实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交汇地带一种财富再分配制度。

我们可以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找到这种管理封建主义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又至少可以分成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两个方面：

在外部视角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企业角色在过去百年间发生的变化。

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实际上与生产、建造、修理、保养等产品本身越发不相关。

一个行业越早期的阶段，直接生产者担任领导的情况就越普遍。比如，早期的商贸公司，CEO可能就是远洋船只的船长；目前一些跨国日化、食品企业，创始人往往是直接跟生产相关的化工专业人才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始人同时就是可口可乐配方的创始人。

同样，在IT行业早期时代，CEO大部分时候都是由公司的创始程序员来担任。

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角色会越来越远离产品和供应链。程序员CEO，于是慢慢会被财务CEO、人力CEO、资本CEO所取代。

他们的核心作用，不再是知道公司在制造业端的促进，而是指挥财富与企业内部资源的分配，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最大化的资本利得。

这从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核心KPI变化也可见一斑。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正在从抽象意义上的公司良性发展，不断向具体的资本增值率的方向转变。

而这种变化，不仅只是在近似垄断资本的层面发生，也会延伸到很多初创企业。

一个直观的感受变化则是，销售和资源变现导向型的创业者比例，在创业者众的比例越来越大。但这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隐晦的资源变现，商业化能力在企业中的角色是综合性的。

以新消费为例，一家公司在短视频社区的投放策略效率，几乎可以直接决定一家初创公司的生死。这让运营类的岗位，在过去今年时间，薪水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飞跃。

相比于运营效率，产品主义、品牌主张则更多是作为口号和话术，嵌入到公司的价值运营中。一切变成了资源与资源的游戏。

品牌在过去是一个神圣的、带有家族传承信念的东西，在新消费赛道中变成一个可以直接量化成为变现效率因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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