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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兼孔墨是意思什么

墨子,孔子,周礼行兼孔墨是意思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从周”与“背周”的区别孔子“从周”，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对周制情有独钟，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这是说，周礼是因袭殷礼、夏礼完善而成，周以后只能是已经相当完善的周礼的沿袭，而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虽百世可知也”。面对如此完善的周礼，孔子合乎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吾从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周礼以夏、殷二代的礼为据，其典章、制度、仪礼丰富多彩，蔚为壮观，所以，他主张采用周制。墨子与孔子相反，“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虽然生在鲁国，受到周文化的熏陶，早年或许也曾受业于儒家，但是在许多方面与孔子相背而行。例如，孔、墨确如韩愈所言，“同是尧舜”，但他们各自对尧舜的“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又如，儒家以《诗》、《书》为经典，墨子也熟读这些典籍并引用其中的文字，但《墨子》所引与儒家修饰润色并传至后世的《诗》、《书》悬殊极大。据罗根泽考，《墨子》实引《书》二十九则，其中文字或篇名不见于今传《尚书》的计二十六则，有异者三则；《墨子》引《诗》十则，其中不见于今本《诗经》者四，文字、次序有异者五，全同者仅一。（参见《古史辩》[四]第278页至299页）孔、墨对《诗》、《书》也是取舍不尽相同。上述以及其他方面“取舍不同”，最终归结成对治理社会的为政之道的分歧。所以《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对于墨子的“背周”，不应比照《墨子》设《非儒》篇仅从形式上去要求，而要看事情的实质。例如，墨子“非乐”的实质就是“背周”。《论语》中常常“礼乐”联称，或礼、乐并说。因为先秦时期的乐与诗相连，其内容与本质都离不开礼，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乐的地位极为重要，既关系到治国安邦，也关系到人才的培养。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因此，周制下的乐的权威绝不容动摇。对于“礼崩乐坏”孔子既恼火又忧心。在这种背景下，墨子“非乐”难道还不是“背周”吗？此外，“节葬”、“节用”、“尚同”、“尚贤”等，多有对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批判。冯友兰指出：“墨翟对于奴隶主阶级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批判。墨翟虽然没有明确地从根本上批判‘周礼’，但上面所说的墨子的这些主张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和批判‘周礼’”（《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墨子的“背周”，实质上是存在的。墨子的“从夏”不是机械复古，而是以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与实践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并创立墨家学派。从《庄子·天下》可以显然看出墨子对“禹之道”的推崇、效法。在上述意义下，墨子“从夏”也是无误的。

（三）“尚贤”与“举贤才”的区别墨子“尚贤”，孔子“举贤才”。但是，孔墨对贤人的要求，以及选拔贤人的原则、方法都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的实质，是对贵族专政宗法制的态度。墨子对之批判，力求改革；孔子对之维护，力求保存。首先是“为贤之道”，即做贤人的途径不同。墨子的“为贤之道”是为民谋利，救民于水火，使他们能够各安其生。即所谓“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尚贤下》）。孔子的“为贤之道”首要是学习和掌握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周礼，遵照周礼完善个人的修养。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可见，只有用周礼约束自己，虔诚维护周礼，才算得仁人、君子，即贤人。其次是“众贤之术”，即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不同。墨子的“众贤之术”是，视德义而举贤，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这就是“列德尚贤”，“以德就列”。他说：“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尚贤上》）这表明，不受亲疏、贵贱的影响，只以德义为根据去选择人才，是墨子“尚贤”的唯一原则，即所谓“无异物杂焉”（《尚贤中》）。孔子的“众贤之术”则不然。他虽然也说“知贤而举”，但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泰伯》）。对于贵族来说，其新族和故旧自然也是贵族。所以，“亲亲”就是“贵贵”，就是对下层劳动者（“小人”）的排斥，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这与墨子高举“不党义兄，不偏富贵”（《尚贤上》）的旗帜向贵族宗法制所做的冲击相比，两家“众贤之术”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四）“尚同”与“畏大人”的区别墨子“尚同”，孔子有“畏大人”之类的说法，这二者也有实质的不同。墨子的“尚同”即“上同”，是要求百姓与为政者一致，下级与上级一致。“尚同”是确保实现“尚贤”的一项重要措施。“尚贤”的目的是是依靠贤人治理天下，即所谓“义人在上，天下必治”（《非命上》）。为了避免上下不一，使贤人确能有效地治理天下，就必须使治下的官员、百姓与在上的贤人保持一致，服从其领导，这就是“尚同”。在墨子看来，有了“尚同”，就有了贤人的政治，就有了天下的大治。所以他说：“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是以乡治。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是以国治。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是以天下治”（《尚同中》）。确实，墨子的“尚同”，强调最终要“上同于天”（《尚同上》）。这是因为，“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志下》），所以“上同于天”，就是推行“中国家百姓之利”（《天志下》）、“爱天下之百姓”（《天志上》）的“义事”。其次，“天”是百姓、王公、大人乃至天子的最高监控者，“上同于天”又为“义事”的推行提供了监督和保证。例如对于“兼爱天下”的君王，“天”要加赏，“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称为“圣人”。对于“兼恶天下”的君王，“天”要加罚，使其“国家灭”，“失社稷”，累及自身，称为“失王”（见《天志下》）。可以说，对于督促天子行义，禁行不义，“天”是最有权威的监督者。上述表明，这种以“尚贤”、“上同于天”为基础的“尚同”，其实质完全不是什么贵族专制统治的强化，正好相反，它是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约束、监督和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墨子的最大希望是保证“义人在上”，成就“义事”，实现墨家使百姓“此安生生”的理想与追求。孔子的“畏大人”与墨子的“尚同”相较，无论是提出问题的根据，还是思想的实质，均有根本区别。《季氏》引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正义》引“杜注”说，“大人”指的是天子、诸候、卿大夫等“在位者”；“畏大人”是说，“秉礼怀刑，必无干犯其长上者。”孔子提出“畏大人”的根据是周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严格而又明确的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礼仪和道德规范。按照周礼的规定，臣对君，要“事君以忠”（《八佾》），“不违君言”（《子路》）；子对父，应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甚至对父亲的过失也要“子为父隐”（《子路》）。总之，周礼要求一切在下者要对在上者绝对服从，不允许“居下流而讪上”（《阳货》），更不允许居下者“犯上”“作乱”。正是根据周礼，才有了“必无干犯其长上者”的“畏大人”之说。由此看来，“畏大人”所根据的是周礼，其实质是维护与强化奴隶主贵族专政的等级制。这与墨子的“尚同”是明显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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