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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兼孔墨是意思什么

墨子,孔子,周礼行兼孔墨是意思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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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两家取合诸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论儒墨两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一、儒墨关系研究的由来与演化

所谓儒墨关系，主要指儒、墨两家学说的异同，特别是《墨子》“十论”与孔子思想的异同。儒墨学说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还是“异方千里”、原则有别，这是有关认识和评价墨子思想及墨家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也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将就儒墨关系讨论的由来、演化以及儒墨关系的实质作出说明。儒墨关系，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提出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吕氏春秋·不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悦”（《淮南子·要略训》）。至晋代，鲁胜称，孔子倡“正名”，“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注·序》）。唐时，韩愈又提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读墨子》）。这些说法，都论及了儒墨关系，即儒墨两家学说的异同。儒墨关系如此受到关注。原因约略有三：其一，先秦时期儒墨并为世之显学，孔子与墨子堪称比肩之圣人。对于这举世瞩目的两大学派，人们自然要通过比较异同，考察关系，以剖析其思想。其二，儒墨间的相互批评乃至攻击，至为激烈，很难皆为持平之论。有识之士要求得公允的结论，势必要对儒墨学说的异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析。其三，儒家学说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孟、荀对墨子的批判，这也是后世儒者在触及墨家学说时，不能回避儒墨关系的原因之一。上述三项中，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和孟、荀对墨子的批判，对儒墨关系研究的影响至为深远。绝大多数儒者只知紧随孟、荀之后去斥墨，以避“名教罪人”之嫌。极少数有心认真研究墨子及墨家学说者，则采取隐儒墨之异，显二者之同，尽力融墨于儒，以求取得治《墨子》书的合法地位，这使儒墨关系的讨论步入了歧途。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剧变，国门开放，西学输入和政体更张，儒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这种变化为饱受孟、荀思想禁锢的儒墨关系研究带来了转机，使尽量公允地评价墨子及其学说并比较儒墨的异同有了可能。例如，光绪末年，清代“汉学”正统传人孙诒让在所撰《墨子间诂·自序》中就一改正统儒家的看法，肯定了墨子“用心笃厚”，其书“可取者十六七”，认为“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同时，这一时期的儒墨关系研究也引入了新观念和新方法。新观念和新方法首先来自“西学”。例如，梁后超以“民约论”比“尚同”，胡适以“实用主义”概括墨子的“实利主义”，并以此为据去分析儒墨异同的作法，就是借鉴“西学”的结果。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来自马克思主义。冯友兰依据对孔子、墨子各自经济地位的考察，进而分析孔、墨的思想及二者的异同，这正是历史唯物论观点和方法的应用。回顾既往的儒墨关系研究，对前人的历程作一番认真的思考，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儒墨关系、正确认识与评价墨子及墨家学说的前提。

二、“异名同实”与“异方千里”

前人对儒墨关系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异名同实”与“异方千里”。俞樾在《墨子间诂·墨子序》中，引《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后说，“其实则一”。这是说，“兼”与“公”虽名称有别，但说的却是一回事，即“异名同实”。此前，唐韩愈撰《读墨子》，有儒墨“相用”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与上述儒墨“异名同实”、“相用”的看法相反，孙诒让认为儒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相悖，因而必然相非。墨子“帷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墨子间诂·自序》）。按照孙诒让所说，儒墨思想就是“异方千里”了。究竟是“异名同实”，还是“异方千里”，这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和分析方可回答。

（一）“彼夫之道”与“圣王之道”的区别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墨子则已进入战国初期。他们活动的历史环境已有所变化。同时，孔子与墨子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也相去甚远。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孔、墨的思想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墨子出身于工匠，属于当时的“贱人”。《贵义》载：墨子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墨子不为官，也不务农，只是平民。《鲁问》与《韩非子》又记有墨子做车鎋和木鸢的事，可见墨子出身于工匠。工匠属于“庶民”，是当时的“贱人”。虽有墨子曾为宋大夫之说，但考之不确。“贱人”处于周代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社会的底层，不仅受到残酷压迫，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即是。进入战国以后，周代奴隶主贵族专政受到了更为猛烈的冲击。社会的变化以及工匠的生活经历，都促成墨子站在“贱人”立场上，向不平等的贵族宗法制度展开批判，为下层劳动者的生存和政治权力奔走呼号。对此，墨子是直言不讳的，他不仅自承“贱人”，而且承认自己的言论是“贱人之所为”（《贵义》），即“贱人”的主张。可以说，墨子之学是“贱人”之学。孔子与墨子不同。他生活在贵族宗法制度还没有受到巨大冲击的春秋时期。孔子是贵族之后，少时以“知礼”闻名，后来曾出任过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受的周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再加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受到冲击的周礼，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度。在孔子看来，周礼得以维护，就是“天下有道”；反之，就是“天下无道”。“天下有道”是孔子的追求；“天下无道”为孔子所反对。孔子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立场是明确的。孔子与墨子在个人背景及学说上的根本区别，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荀子·王霸》称：“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也。”今人蔡尚思也明白指出：“墨子是平民（“贱人”、“役夫”）的小人学派，代表被压迫者的革新派而不是贵族的君子学派、代表压迫者的守旧派。他是手工业者，接近农民而非正式农民。这是墨家独异于儒、道、名、法诸家之处的”（《墨子研究论丛》[一]第4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孔、墨的这种区别，在许多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上均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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