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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英语读写教程下册(大学学术英语读写教程下册教师用书)
盖尔,她的,时间大学学术英语读写教程下册(大学学术英语读写教程下册教师用书)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否定。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年龄和成熟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大多数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某个公司、某个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单位服务。
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产负债表来决定的。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效劳。
如果说人要到步入中年才能对人生的含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为这种领悟扫清障碍不正是教育机构的责任吗？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怨恨从他们工资中扣钱交社会保险金，然而好像只是短短几年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正焦急地站在信箱旁边（等待养老金支票）了。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最好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但同样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
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善。
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
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我们每周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工会在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罢工，结果却只是使他们的老板破了产。
没有了公司，也就没有了工作岗位。
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目光是何等地短浅！
但是赞成全面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学习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感。
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描述了几个商人坐在会议桌周围，看上去困惑不解的样子。
其中的一个正通过内部通话设备讲话：“巴克斯特小姐，”他说，“是否可以请您叫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确确实实是教育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教育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现在是纽约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总裁──过去曾主修过商科，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他也曾在大学调频电台上主持过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并且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还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作品。
这就是教育之道。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能用于工作，而把我们的天赋投入到生活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渴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学生能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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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污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她为我设定的不断向前迈进、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线，我就不该有这种期待了。
“好，拉斯，”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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