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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许良英)
爱因斯坦,时间,他的许良英(许良英)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授权建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变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险”。这个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两个月后,54岁的爱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离开德国”的决定。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这种公开的顶撞使纳粹恼羞成怒,他们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时将他的另一处别墅收归国有。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怕极了,写信给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许自己沉默,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边,这种忧虑几乎要使我神经错乱了。”
爱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那些逃难的犹太人。他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十分骄傲地为犹太难民募集了6000美元;当他相信能够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国画家的声望时,就主动要求这位画家给他画像;他为许多贫困的陌生人担保;他的推荐信已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写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个江湖郎中的家里发现了一封……
他本是个绝对和平主义者,但面对战争的危险,他说:“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正是在这种转变下,1939年8月,因忧虑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原子弹,爱因斯坦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能轻易地把整个港口连同附近地区一起炸毁,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这封信开始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6年后,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死伤20万平民。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时地会回想起这一时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时,爱因斯坦迅速地转过脸去,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山谷和树林,然后,似乎在对他所注视的树梢说话,他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但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便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鉴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不幸的是,罗斯福收到这封信时已经病危,还没来得及看,便去世了。
“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爱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纠正他所犯的这个“最痛心的错误”。
1947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道:“今后若干年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命运。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间的彻底谅解。”
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份《致知识分子的信》:“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热望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无论如何,现实的社会目标丝毫不是爱因斯坦所热望的那一个。冷战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知识分子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纽约一位教师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己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请教他该怎样应对。
爱因斯坦回信写道:“我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面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来引起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伙人得逞了,现在开始来禁止教学自由,对一切不肯证明自己顺从的人,就剥夺他们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为了反对这种罪恶,只居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老实说,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办法去办。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采取这种严肃的步骤,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得到的,决不会比那个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爱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没有必要被认为是‘机密’的。”
这封信最终在报纸上发表,并导致公众意见的爆发。麦卡锡称任何接受爱因斯坦建议的人都是“美国的敌人”;报纸社论评价他此举是不负责任的,“把自己放进了极端主义者的范畴”;同意和反对的信件大量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但是,确实有两个中学教师在被传讯时拒绝答复,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爱因斯坦才给出一段比较完整的陈述:“在原理上,每个人都同样地卷入到宪法权利的保卫之中。然后,最广意义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上,因为,感谢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形成有其特别强烈的影响。这就是那些将会把我们引到独裁政府的人们特别关心对这一群人的恐吓和钳制的原因。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责任就是拒绝与任何违反个人宪法权益的行动合作。“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继续坚持“统一场论”的研究,以及参与一些精力允许的社会活动。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师“十诫会”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人权奖。他不能前来,写了一封信供宣读:“在长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对物理实在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签署了由罗素起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解决一切争端”。
这位终生反对权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学家生前曾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因此,他留下的遗嘱是:不举行任何葬礼,不修坟墓,不立碑或任何纪念性标志,骨灰由亲友秘密撒向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爱因斯坦。”许良英先生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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