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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许良英)
爱因斯坦,时间,他的许良英(许良英)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某种程度讲,奥林匹亚科学院就是爱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学校。他终生都对这个“幸福时代”充满感念。逝世前两年,他给当年的另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开头即是:“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
“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
在创立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那一年,经人介绍,爱因斯坦终于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审查员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他热爱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学革命的论文便是这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爱因斯坦一共写了6篇论文,发表了5篇。其中一篇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狭义相对论”,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使经典力学只成为相对时空中的一个特例。发表这篇文章三个月后,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作为推论的短论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发现,使当时困惑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为何能不断释放出大量能量,太阳为何能长久地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等,也为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和爱因斯坦一样抛弃固有的思维习惯。据说,当时全世界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
由于名字频繁地出现在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以在几所大学任教,先是在苏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没因此而恢复自己的德国国籍。
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对《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题为《告欧洲人民书》,提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
这份宣言在柏林大学的教职员工中传阅了,但只有4个人敢签名。与93人的庞大对手相比,它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爱因斯坦没有气馁,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1915年3月,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请随便使用吧!”
半年后,罗曼·罗兰特地与爱因斯坦会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会见结束后,罗兰有些困惑:“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爱因斯坦并没因战争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狭义相对论发表10年后,广义相对论问世了。
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在一次对日全食的观测中得以证实,爱因斯坦终于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从未刊登过任何关于爱因斯坦的报道的《纽约时报》也破天荒发表了一篇有多行标题的文章:“天上的光线全部是弯曲的/科学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动地盼望日食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理论获胜/星体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一本给12个智者读的书/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它,大胆的出版商接受此书时爱因斯坦如是说”。
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不断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慕名而来的人似乎一下子从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门口,还有一些人来寻求经济上的帮助。但实际上,他只有极少几次在公开场合露了面,目的是为慈善机构募捐。有时,他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这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这时,在爱因斯坦的思想里,这些社会活动与他向往的宁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时又永无休止地感受到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他的确有很多事想要关心。
1920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抬头,排犹势力甚嚣尘上。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宣称要谋害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在德国也受到批判。但爱因斯坦并不担心这个。他关心的是能否永远地消灭战争,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
1921年,爱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科学正在受到战争的可怕后果的伤害,但是应该首要考虑的是人类……直到文化、商业和工业中的国际主义得到重建时,才能有和平。战争的创伤才能治好……”
1922年,他应邀参加了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在两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会议。1926年,爱因斯坦甚至给一份报纸写了一篇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文章,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坚持每年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直至后来对它彻底失望,认为“它是我所参与过的最没有效率的事业”。
之后,爱因斯坦便到处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的和平主义已从局限于文化领域迈向了更激进的原则。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有人主张精神裁军应当走在物质裁军的前面。他们还进一步很明确地说,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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