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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_蒋百里的女儿和钱学森
百里,浙江,日本蒋方震_蒋百里的女儿和钱学森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寓言和石碑
1937的中国,山河破碎。蒋百里一家沿江而上到了武汉。不久,南京沦陷。在武汉,他讲了一个在柏林“夜遇仙翁”的故事。
柏林的冬天天黑得早,蒋百里在近郊迷路了。他向着湖边远处闪现的一处灯光走去。敲门问路,出来了一位白发如银的德国老人,热情地为他指路,又请他到客厅坐一坐等车。见客厅摆满了许多中国、日本陈设,蒋百里不由和老者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老者的东方知识比自己更来得高明。临别时,他郑重地告诉蒋百里:“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故事出自蒋百里所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全书最后以这十四字结尾。在十四字之前,他从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深度透析日本国情,用充满寓言式的故事,道出了预见,这是他数十年来研究日本的结晶。《日本人》最初在《大公报》连载时,读者甚至未等天亮就到报馆门口排队求售,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纸弹”。研究日本人的著作,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最著名的一部,但足够情感中浸润足够的理智,唯有蒋百里焉。在《关系千万重》里,黄仁宇慨然道:“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而发行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国防论》,蒋百里在扉页上还有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他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早在保定军校,蒋百里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在好友们眼里,他是个绝对的日本通,早年留学东瀛时,他每月订阅日本报纸,回国后三十余年,也从未间断过。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思考该如何对抗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位于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1912年蒋百里任该校校长。
还在日本大举侵华前,当时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没想到蒋百里专程上门造访。梁漱溟撰文回忆:蒋百里对他办乡村看得很远,说“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众”,“抗敌全靠人民力量,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取验于山东。”后来两人又在上海晤面,“百里先生力催我速回山东,要山东当局把有用物资的兵工厂、民用工业机器设备赶紧西迁”,为日后持久抗战留下家底。梁漱溟感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七年前,我在南阳诸葛武侯祠,在斑驳的老墙上,有幸看到了一段岁月留下的印记。1923年,蒋百里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龚浩听了不以为然,以为老师杞人忧天。十四年后,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陷,已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感念万千,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他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另立的“蒋百里先生纪念碑”刻录了当年车上的这席谈话。
那年在武侯祠一字一行读碑文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烽火年代里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和后辈奋勇御侮的决心,已深镌在石碑上与世长存。让我感佩不已的是,在今天看来的常识,在当时又需有多少深识事理的睿智,以一己之力,以洞察以良知以勇气,在“亡国论”阴霾里去唤醒国人战必胜的志念。在蒋百里纪念馆,见到过他设计的战时国防总动员组成图、战时工业建设顺序图、空军港建设组织图,从战时经济到经济复员计划,从炼铁厂医药品制造厂到电力厂通讯器材制造厂,甚至小到战时制造防毒面具,都一应俱全,每张图画满了箭头、方格、标注,纤密严缜致极,我的内心不亚于一次地震。都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宏大情怀有时不需引吭高歌,它真实体现在一帧一画的埋头苦干里。
1938年9月,本是在野之身的蒋百里受命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战火中,他和师生们踏上了西迁征途,去往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描述的抗战大后方。他对友人说:“要在这次战争中拼老命了”。两个月后,他猝然离世于广西宜山。在柏林的女儿蒋英写下泣血祭文《哭亡父蒋公百里》,十七年后她和丈夫钱学森从美国回到祖国。钱学森曾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总理周恩来,一个是岳父蒋百里,“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一生都在构想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蒋百里若地下有知,对他子婿于国防事业的贡献该有多少欣慰啊。
▍蒋百里全家福
蒋百里平生酷爱梅花,与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结为夫妻,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蒋佐梅”。据史料载,两人曾在海宁植下梅树百株,用以将来归老颐年。蒋百里去世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蒋佐梅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女儿。杭州南山陵园里,她的墓碑上刻着“蒋佐梅”三个字。四十年的余生岁月,一个普通不平凡的日本女子,用这一传统中国妻子的名字为一生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梦寐以求之曙光
跟随蒋百里多年的薛光前记下过极生动一笔:“先生喜欢品铁观音,有时高兴起来,会捧来宜兴紫砂茶具,教我怎样净器,怎样煮水,冲茶,怎样茗饮。”薛光前感慨说:“一股飘然若仙之情,实在令人怀爱!”
无疑,这是另一个蒋百里,一个普通的浸润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人。
有年我在欧洲旅游,背包里带着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一路边走边读。这是中国人写的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部著作。1918年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的蒋百里,回国后因心念“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以书寓意,倾注了他“察往以知来”思考。《欧洲文艺复兴史》付梓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这本在多灾多难时代语境下写成的书,甫一问世便成爆款,仅十四个月就连印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时,梁公欣然应允为其作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他下笔一发不可收,十余日内竟写成洋洋六万余言,与蒋著相埒,只好单独另行一书,这便是学术史珍品《清代学术概论》由来。梁公又反请蒋百里为《清》书作序,他再替蒋著重作短序。两部一唱一和成就的经典之作,如今重温,仍会令人不由心生十二分的敬意和感激。
▍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黎明前苏醒的气息,便是这些开阔、坦荡、有远见卓识的先辈们,一字一句、一言一行淌出来的。
后来,蒋百里与胡适、徐志摩组织“新月社”,与郑振铎、茅盾创立“文学研究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成了梁公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发起共学社,成立讲学社,创办松坡图书馆,编辑《改造》杂志。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讲学社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均由蒋百里主其事,其中泰戈尔之行,尤为盛大,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佳话。担负著译新书、出版名著的共学社,蒋百里同样倾心倾力,由瞿秋白、郑振铎翻译的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他帮助下,编入共学社丛书出版。再读《改造》,我不由在心里惊叹:“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这般襟度和举止,无疑是为延续文化的慧命在拼力,放到今天也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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