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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_蒋百里的女儿和钱学森
百里,浙江,日本蒋方震_蒋百里的女儿和钱学森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寓言和石碑
1937的中国，山河破碎。蒋百里一家沿江而上到了武汉。不久，南京沦陷。在武汉，他讲了一个在柏林“夜遇仙翁”的故事。
柏林的冬天天黑得早，蒋百里在近郊迷路了。他向着湖边远处闪现的一处灯光走去。敲门问路，出来了一位白发如银的德国老人，热情地为他指路，又请他到客厅坐一坐等车。见客厅摆满了许多中国、日本陈设，蒋百里不由和老者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老者的东方知识比自己更来得高明。临别时，他郑重地告诉蒋百里：“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故事出自蒋百里所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全书最后以这十四字结尾。在十四字之前，他从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深度透析日本国情，用充满寓言式的故事，道出了预见，这是他数十年来研究日本的结晶。《日本人》最初在《大公报》连载时，读者甚至未等天亮就到报馆门口排队求售，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纸弹”。研究日本人的著作，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最著名的一部，但足够情感中浸润足够的理智，唯有蒋百里焉。在《关系千万重》里，黄仁宇慨然道：“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而发行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国防论》，蒋百里在扉页上还有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他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早在保定军校，蒋百里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在好友们眼里，他是个绝对的日本通，早年留学东瀛时，他每月订阅日本报纸，回国后三十余年，也从未间断过。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思考该如何对抗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位于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1912年蒋百里任该校校长。
还在日本大举侵华前，当时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没想到蒋百里专程上门造访。梁漱溟撰文回忆：蒋百里对他办乡村看得很远，说“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众”，“抗敌全靠人民力量，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取验于山东。”后来两人又在上海晤面，“百里先生力催我速回山东，要山东当局把有用物资的兵工厂、民用工业机器设备赶紧西迁”，为日后持久抗战留下家底。梁漱溟感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七年前，我在南阳诸葛武侯祠，在斑驳的老墙上，有幸看到了一段岁月留下的印记。1923年，蒋百里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龚浩听了不以为然，以为老师杞人忧天。十四年后，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陷，已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感念万千，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他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另立的“蒋百里先生纪念碑”刻录了当年车上的这席谈话。
那年在武侯祠一字一行读碑文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烽火年代里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和后辈奋勇御侮的决心，已深镌在石碑上与世长存。让我感佩不已的是，在今天看来的常识，在当时又需有多少深识事理的睿智，以一己之力，以洞察以良知以勇气，在“亡国论”阴霾里去唤醒国人战必胜的志念。在蒋百里纪念馆，见到过他设计的战时国防总动员组成图、战时工业建设顺序图、空军港建设组织图，从战时经济到经济复员计划，从炼铁厂医药品制造厂到电力厂通讯器材制造厂，甚至小到战时制造防毒面具，都一应俱全，每张图画满了箭头、方格、标注，纤密严缜致极，我的内心不亚于一次地震。都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宏大情怀有时不需引吭高歌，它真实体现在一帧一画的埋头苦干里。
1938年9月，本是在野之身的蒋百里受命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战火中，他和师生们踏上了西迁征途，去往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描述的抗战大后方。他对友人说：“要在这次战争中拼老命了”。两个月后，他猝然离世于广西宜山。在柏林的女儿蒋英写下泣血祭文《哭亡父蒋公百里》，十七年后她和丈夫钱学森从美国回到祖国。钱学森曾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总理周恩来，一个是岳父蒋百里，“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一生都在构想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蒋百里若地下有知，对他子婿于国防事业的贡献该有多少欣慰啊。
▍蒋百里全家福
蒋百里平生酷爱梅花，与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结为夫妻，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蒋佐梅”。据史料载，两人曾在海宁植下梅树百株，用以将来归老颐年。蒋百里去世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蒋佐梅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女儿。杭州南山陵园里，她的墓碑上刻着“蒋佐梅”三个字。四十年的余生岁月，一个普通不平凡的日本女子，用这一传统中国妻子的名字为一生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梦寐以求之曙光
跟随蒋百里多年的薛光前记下过极生动一笔：“先生喜欢品铁观音，有时高兴起来，会捧来宜兴紫砂茶具，教我怎样净器，怎样煮水，冲茶，怎样茗饮。”薛光前感慨说：“一股飘然若仙之情，实在令人怀爱！”
无疑，这是另一个蒋百里，一个普通的浸润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人。
有年我在欧洲旅游，背包里带着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一路边走边读。这是中国人写的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部著作。1918年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的蒋百里，回国后因心念“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以书寓意，倾注了他“察往以知来”思考。《欧洲文艺复兴史》付梓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这本在多灾多难时代语境下写成的书，甫一问世便成爆款，仅十四个月就连印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时，梁公欣然应允为其作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他下笔一发不可收，十余日内竟写成洋洋六万余言，与蒋著相埒，只好单独另行一书，这便是学术史珍品《清代学术概论》由来。梁公又反请蒋百里为《清》书作序，他再替蒋著重作短序。两部一唱一和成就的经典之作，如今重温，仍会令人不由心生十二分的敬意和感激。
▍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黎明前苏醒的气息，便是这些开阔、坦荡、有远见卓识的先辈们，一字一句、一言一行淌出来的。
后来，蒋百里与胡适、徐志摩组织“新月社”，与郑振铎、茅盾创立“文学研究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成了梁公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发起共学社，成立讲学社，创办松坡图书馆，编辑《改造》杂志。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讲学社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均由蒋百里主其事，其中泰戈尔之行，尤为盛大，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佳话。担负著译新书、出版名著的共学社，蒋百里同样倾心倾力，由瞿秋白、郑振铎翻译的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他帮助下，编入共学社丛书出版。再读《改造》，我不由在心里惊叹：“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这般襟度和举止，无疑是为延续文化的慧命在拼力，放到今天也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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