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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以鲁伊斯主教为首——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鲁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区领导的工作，成为后来新萨帕塔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许多曾经是“原住民教会”的预执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后来选择加入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起义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愿景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突出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被压迫和剥削的现实。这不仅是一场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拉坎顿丛林第一宣言》提到他们的斗争要广泛得多，是“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恰帕斯原住民妇女集会。

恰帕斯州游击队

在这个错综复杂进程中，有意思的是，和平主义的教会竟与所谓“暴力手段”的游击队相辅相成。

1969年8月6日，在新莱昂州蒙特雷（Monterrey），“民族解放力量”（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orces，FLN）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Cesar Germán）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Fernando Muñoz Yáñez）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Alfredo Zárate）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Raúl Pérez Vázquez）。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Cesar Germán Yáñez）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El Diamante）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Emiliano Zapata Guerrilla Nucleus， NGEZ）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Tabasco）、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新莱昂（Nuevo León）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San Miguel Nepantla）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The Big House”），“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Ocosingo），“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和查平戈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Chapingo），“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第一个营地成立了，名为“虱子”（The Tick）。马科斯副司令解释说，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马科斯提到的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但这次主要是在该地区没有政治武装经验的年轻原住民中寻找战士。

第一批进入拉坎顿丛林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生活在与其思想理念截然不同的、异常陌生的现实。在最初几年，他们不仅没有与原住民建立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有时他们迫害我们，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偷牛的，或者是女巫或土匪。许多现在是同志甚至是委员会指挥官的人，在那个时候追捕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

与原住民社区的接触导致了原有群体彻底的自我改变。马科斯讲述了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们真的遭受了再教育的过程，重新改变了风格。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城市文化、诗歌、文学——所有构成我们一部分的东西，甚至解除了自己不知道拥有的东西。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然后再次武装我们，但以不同的方式。而这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游击队核心在恰帕斯发展工作，却是在吸收采纳原住民不同的宇宙观与抵抗传统，才成熟起来，成为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

恰帕斯原住民教会学校

印第安人的沉默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1976年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沉默的政治：印第安人的长征》（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1973年，拉丁美洲原住民大会在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召开，几千人出席，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甚至种族灭绝，仍然相濡以沫、互相砥砺。围着火堆取暖，喝着咖啡以“欺骗饥饿感”，唱歌跳舞，“觉醒的时刻，是我们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刻”。德·塞都从这次大会出发，回顾历史，指出资本主义把民众剥离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赶进矿坑和庄园的“第一批无产者”，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殖民者尔后把这个模式用在欧洲本国，打造了欧洲的无产阶级。相比起骇人的杀戮、迫害、强奸的政治事件，延绵不绝地伤害原住民的，是经济异化、文化支配、社会羞辱，这是每天每时每刻的日常的族群灭绝暴力。

可是，原住民有着“悠长的记忆”，未必书写流传，却烙印在他们身体上，一如被伤害凌辱的大地母亲的身体，在困苦和反抗中，构建政治重生的意志。沉默，却没有湮灭。

原住民族群维持社区自治最根本的，是与土地的关系。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由法律确立的个人私有制，而是社区土地和其他“资源”并不世袭，即使分配给人使用，也连带着义务与责任。微型的社会政治体，联合编织成网络；它们的存在，基于传统生活里的默契互动，因此，社会模式的组成，没有领导者分立的代表形式，也就是说，大部分原住民社群是蜂巢模式，不是层级化和权力集中的，因此无所谓反对权力中央化的架构。可以说，这种民主的、自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同时带有农业社群与印第安社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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