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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墨西哥多年来压制恰帕斯的抗议活动，以创造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确保其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不难想象，对1994年萨帕塔的起义感到非常愤怒，并指责鲁伊斯的牧民理念与实践是萨帕塔起义的根源之一。

鲁伊斯被选为谈判的调解人，他解释：“很明显，教区不能不参与其中。我们的工作既不是代表萨帕塔人去找，也不是代表去找萨帕塔人，而是调解双方的矛盾，让双方在谈判中相互信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与的谈判中，不仅要求宪法承认原住民自治地位，还要求改革让他们遭受压迫的根源：国家系统结构。

1995年2月，墨西哥抓捕14名被认为与萨帕塔组织有关的人，其中8人被移交给司法当局，还缴获了重要的武器库。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拉坎顿丛林受到墨西哥的军事围攻时，马科斯向军发出了以下信息：“地狱见”。经几番调停，1996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联邦签署了《圣安德列斯协议》，承诺对恰帕斯原住民给予基本的尊重，授予参与决定其发展计划的权利，对行政和司法事务的控制权，以及自治权。可惜，没有实践承诺。1998年，鲁伊斯主教指责的和平进程是虚假的，愤然辞去和平调解人的职务，委员会也随之解散。但是，鲁伊斯继续充当恰帕斯州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倡导原住民的人权，直到2011年去世。

鲁伊斯主教（左）与马科斯副司令（右）

2000年，鲁伊斯主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奖（Simon Bolivar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为保护恰帕斯原住民所做的工作，致力于促进拉丁美洲人民的人权和社会正义。

1997年，鲁伊斯主教获得马丁·恩纳斯奖 （Martin Ennals Award），接受访问时，说：

“我曾经访问一个村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那里的村民一起庆祝。之后，我和一位慕道者走到外面，他对我说：‘亲爱的主教，我们知道你要来有一段时间了’。我问：‘有多久了？’他说：‘四个月啦’。谁告诉他们的？‘那个大地主’，‘他说你要来，而且会和他住在一起。他还向我们要了一笔钱。我们已经支付了你们在这里的住宿费。’四个月来，每个农户每周贡献5比索，涵盖了14-15个村庄。这是我喝过的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次。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对农民的压迫与教会领袖之间存在着联系。我告诉农民，我宁愿和他们待在一起。这件事打破了教会对本地村民的管治权力。当情况恶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当时没有人敢于反抗。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盘前段时间的录音带，里面有一些妻子的陈述。她们哭着说，地主是如何把她们的丈夫从农业部那里得到的土地上赶出去。她们亲眼目睹丈夫活活被烧。”

“为了抗议主教的行为，有一个当地机构得到地方和联邦当局的支持。人们还来烧毁教堂和主教的房子。作为教会，我们理解‘受够了’的呐喊，理解萨帕塔人面对压迫所并发的暴力。虽然暴力不是解决办法，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暴力源自于绝望。”

鲁伊斯主教被称为“Tatic”，在玛雅语中意为“父亲”，深受原住民敬重。1992年，当他遭到教会的保守势力攻击的时候，15000多名原住民从山上跑下来，举行一场从帕伦克（Palenque）到墨西哥城的游行（约1000公里），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蚂蚁游行（Xi Nich），乃恰帕斯州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比1992年反对西班牙侵略500周年的抗议活动还要声势浩大。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

拉美解放神学浪潮

像鲁伊斯主教这样批判主流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早在征服战争和殖民化进程中出现，谴责西班牙王室对原住民实施的暴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典型的例子。几个世纪后，在独立战争期间，两位神父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翁（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然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深入分析了教会及其陪伴社会运动的作用。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他在约翰·保罗二十三世去世后接替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的影响。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宗教活动。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

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Enrique Dussel指出有三代解放神学家：第一代是在殖民时代对西班牙王室进行批评并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神学家，如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Fray Antonio de Montesinos），多明戈·德·维科（Fray Domingo de Vico）和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文（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塞尔凡多·特雷莎·米耶（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他们领导了使墨西哥成为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斗争。第三代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并在麦德林会议后变得清晰，如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秘鲁）、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巴西）、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哥伦比亚）、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尼加拉瓜）、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巴拉圭）、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萨尔瓦多）、塞尔吉奥·门德斯·阿尔塞奥（Sergio Méndez Arc）和塞缪尔·鲁伊斯·加西亚（Samuel Ruíz García）（墨西哥）。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德国神学家Franz Hinkerlammert指出，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有效的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并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

梵蒂冈和一些地方的正统势力对此作出反应：一场针对解放神学家的立场和工作的抹黑运动开始了，他们被指控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与游击队有关系，等等。根据这种解读，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动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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