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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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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舒钰嫣 刘更
15岁的女孩杨光雨还会常常想起她的“幼儿园”。
在那里,同学的家长是校长、老师,也是会计、保安;她的妈妈丁凤云是老师,每天教学计划写到半夜。校长也是市场里卖调料或者玩具的摊商;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作词的。跟着父母北漂的那些年,她的朋友几乎全在这里,这是她的第二个家。
后来上小学,遇到烦恼了,杨光雨会背着大书包回来。她是当年第一个破例获许进入这所幼儿园的孩子,过去这里只招收市场摊商的孩子,而她家住在市场之外,她的父亲是一名电梯维修工人。
杨光雨怀念的“幼儿园”叫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游戏小组”),是一个以市场摊商父母及子女为主体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2004年的春天,一群北师大的师生在北京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摊商孩子普遍面临“入园难”。他们想通过互助育儿的方式给孩子提供照顾和社交环境,于是产生了游戏小组,流动儿童的教育由此多了一种可能。
至今,游戏小组已经走过了17年,但它始终无法避开蛰伏其中的身份危机。
学小花猫“静悄悄地玩”
17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次,为了聚在一起上课,游戏小组的孩子、志愿者老师和家长需要东躲西藏找地方。
最初,四环农贸市场给游戏小组免费提供了废弃库房和一间大院,供孩子们活动。但北京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或安全事件,游戏小组就会面临关停。
志愿者向导说,他们担心停止活动,孩子回到市场的环境里更危险,并且停了再聚起来也难。所以,他们打起了游击战,去废弃的健身器材室、摊位前的空地、胡同口的通道、后海公园,到了就把报纸摊在地上,一群人坐在一起,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折纸或做操。
志愿者带着孩子在市场空地做活动。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一群孩子待一起难免吵闹,路过的居民看到了,冷眼碎语不少,“骂骂咧咧”,他们只能换个地。“这有空地这边摆,那边有空就在那边搭,”当时,游戏小组的家长肖金生记得,看到城管,他们也害怕,像摆地摊的一样,看到了就躲。有时候带着二十来个孩子走在马路上,他们怕车,也怕孩子丢了。
2010年5月,游戏小组遭遇了最严重的关停危机,起因是市场里的一个孩子被管理办公室主任的狗咬伤了脸,这件事让市场管理人员看到了游戏小组的风险,他们直接收回了场地。此后,游戏小组打了三个月的游击战,这是历时最久的一次。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民宅。 “独门独院,门一关安全得很” ,肖金生挺知足,“最起码,孩子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不要打游击了。”
但开园第一天就遇到问题了。志愿者杨剑宇回忆,隔壁大爷站在房顶上大骂,“这么吵,还让不让人过了?”之后,对方每天报警说“扰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杨剑宇每天算着时间,差不多到点了,站在门外等民警过来,然后道歉。
一个月后,游戏小组遭遇的问题被地方电视台报道,一位爱心人士匿名捐了一万块,给四家邻居都装上了隔音玻璃,才暂时相安无事。这些年,他们仍然逢年过节给邻居送礼,小心翼翼地维护邻里关系。
平时,在院子里做活动,志愿者教小朋友学小花猫,静悄悄的,不要发出声响,“如果不小点声,我们可能就在这玩不了了。”
游戏小组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区服务中心,用社区家庭参与的形式开展互助育儿。“但是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很容易两边都想管,谁都不知道怎么管。”李远香说。
这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幼儿园”。李远香感慨说,“我们每一年走完了,都觉得好幸运啊,我们又走过了一年。”
造血,而非输血
在北京二环,有一条胡同叫“大半截”。秋分的早晨,天还有些炎热,日头明晃晃发亮,胡同里却有几分清凉。朝着胡同深处走去,赶巧了也许能碰见大人把孩子送进一个百平米的院落——大门毫不起眼,门口除了门牌号之外,无任何字样,槐树掩映下的便是四环游戏小组。
游戏小组的大门从不封闭,家长可以随时进出。 课堂上,每天都有值班家长的身影,游戏小组希望家长参与课堂。更确切地说,是参与教育。
但17年前,一切并非这样。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授张燕在关注社区教育,其含义便是让父母互助育儿,“自己的孩子,自己来办教育”。正好,有学生介绍说,位于北京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孩子。
很快,张燕和她的研究生来到四环市场调研。当时,读研二的程敏也在其中,她看到市场里到处有孩子乱窜乱跑,有一个孩子搁在菜摊上睡着了。三月的北京还很冷,她问家长,孩子怎么睡这?对方回说,发烧了,放在家里没人管,就带到了摊位上。
家长肖金生在市场卖调料,他形容市场里的孩子整天像马上的猴子一样东走西窜,“哪里都有,脏兮兮的。”
这群师生调查发现,市场里共有外来务工摊商700多户,跟在摊商身边的学前儿童有80余人,除极少数上了幼儿园外,大多处于放养状态。
摊商一天要在摊位上度过14个小时
这些摊商孩子的选择不多,公立园入学有户籍限制,而私立园的学费高昂。如果摊商父母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园,他们打工一年赚的钱攒不下多少。
这时,“游戏小组”的概念跃进张燕的脑海里。它的提法最早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主旨是“社区家庭自助育儿”,由中产阶级的家长组织,采取互助的形式看护和教育幼儿,它的出现恰是为了满足不能及时接受学前教育的家庭需要。张燕设想,能不能在流动人员的居住地,发动家长互助,为这些儿童提供一定的学前教育?
最初,师生们想得很简单,摊商们往往是老乡带老乡来到了四环市场,关系亲,住处和摊位也近,完全有条件搞一个游戏小组。只要他们带头组织一些活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发动家长,让他们之间自发形成互助育儿的组织,比如夫妻双方一个人去卖货,一个人去游戏小组照顾孩子。
没有犹疑,一群师生发起的育儿支援行动,悄然开始了。
2004年4月7日,游戏小组第一次组织的活动,没有一个孩子和家长来。程敏说,家长们那时候并不理解志愿者在做什么,但游戏小组的育儿活动坚持一个星期后,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喜欢。每天不用叫,孩子和家长自动就会过来。
最核心的难题相伴出现了。虽然家长把孩子送过来了,但是起早贪黑忙生意,大多数人不愿意参与课堂,更别说当“妈妈老师”。他们(家长)来北京是要赚钱的,有人带着孩子玩,那就玩一玩。他们认为孩子没人看,也能长大。
四环市场的孩子在三轮车上玩耍
但四环游戏小组创建的初衷,并非帮流动家庭的父母带孩子。张燕也预想到,作为志愿者的研究生们迟早要毕业,最后只能依靠孩子们的父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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