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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马礼逊在字典编纂中融入了两个值得借鉴的理念：中外文化比较和中华文化传播；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介绍来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这样的编纂理念不仅在当时是超前的、先进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华英字典》中所呈现出的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编纂模式和编纂理念，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而颇具匠心的融入，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大门，即使在当今的辞书编纂中仍然堪称一种范式，特别是跟海内外一些学习型字典“就文字说文字”“就语言说语言”的做法相比，就更不难看出《华英字典》的独特价值。

19世纪的许多学者特别是“社会进化论者”，把进化等同于进步，排列人类的种群与文化类型，并且把白种欧洲人排在最顶端，把他们征服的殖民地排在最低端。“语言优劣论”这一错误的思想在19世纪极为盛行，但马礼逊毫不犹豫地批评道:“将来有一天当有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汉语时，汉语的优点和缺点也会受到公正的评价。至今为止欧洲的汉语崇拜者和轻视者都忽视了汉字，结果他们没有给予汉字一个正确的评价。”在字典序言中，马礼逊从汉字起源、仓颉造字、汉字结绳记事说、六书等说起，介绍汉字的质；马礼逊抓住汉字的本质属，突出汉字的表意质，并建议西方学习者学习汉字时，应遵循汉字规律，能够透过每一个汉字，了解它的由来，便于后期的记忆学习。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第二卷还为读者梳理汉字五体演变，包括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此外，马礼逊赞扬了汉字对中华民族统一的贡献，他认为是汉字让中国统一，而欧洲的拉丁文字使得欧洲分成几个国家。他如是写道:“拉丁文字因时代发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它的拼音，与之相比，汉字显得固定不变。也许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统一是有贡献的。如果中华帝国的所有方言都用拉丁字母来表示的话，书写语言之间就会像欧洲的一些国家一样出现差异。表现思维的书写语言区别于口语，这不正是语言不受时代变化影响的一大优点吗？”

从内容上看，《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神话传说、风俗礼仪、历史名人、音乐戏剧及天文学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堪称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上出版的首部双语字典，《华英字典》的编纂规模和独创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华英字典》全面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中英两种语言初次大规模接触后产生的外来词语，这些词语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教育、宗教、风俗习惯等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包括中国经典诗文、白话小说、格言、谚语、俗语等，对其译介，马礼逊费尽心思。如对儒家经典术语的翻译，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及直译、意译、音译、仿译等多种翻译手段，更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成功地传递到西方国家。例如马礼逊对成语的译介，马礼逊往往采取直译加注的办法，如“一面之词”（Oneface'sdeclaration）、“七手八脚”（sevenhandsandeightfeet）；通过直译的方法，更好地保持原文内容，让西方读者先了解每个汉字的字面意义，之后通过注释解释成语的深层含义，从而更好地传递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内涵。如“一面之词”解释为denoteswhatisaffirmedononesideofthequestionnotyetfullyexaminedinto;“七手八脚”解释为expresstheconfusioncausedbytoomanypersons，beingengagedaboutathing.

此外，《华英字典》中收录了大量经典文献用例，如《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等，对“君子、礼、仁”等传统儒家文化词的译介，马氏往往采用音译加注的办法，如“君子”，音译为Keun-tsze，再对其文化内涵加以解释goodman，honorableman，wiseman。再如“仁”，音译为Jin，再加注进行补充perfectlyvirtuous和benevolent，音译儒学术语能够更好地凸显该术语的文化异质，加注法对音译进一步注释、补充对译词，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对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词，《华英字典》的释义往往更具有综合百科的质。如“卦”是中国文化特有词，马氏对其释义首先给出了“卦”的词，动词或名词的用法、占卦的方法、伏羲创造八卦、八个卦象及方位，并用八卦的插图加以阐述，插图的使用使表述更有效、更直观。之后，马氏另起一段介绍宋代周氏对“卦”的阐释理论。第三段提到“卦”的通假义:卦之言为挂也，挂万象于上也。需要注意的是，马礼逊在释义“卦”的时候，提到了宋周敦颐的阐释，周敦颐是宋明理学大家，马礼逊能够参照周敦颐的书来诠释“卦”，颇有见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中国文化词百科书式的详尽诠释，使得《华英字典》自出版后，就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将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传播到西方。

同时，这部字典对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所保留的西方人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语言实证，弥补了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缺陷。

最后，《华英字典》还激起了早期中国官员了解西方世界的兴趣。林则徐在1839年南下广州查禁鸦片时，特地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年－1861年）索要了一本《华英字典》的完整本。

马礼逊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位西人。马礼逊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创造的文化遗产远非欧洲哪一个国家能比拟。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马礼逊在华期间，还从事了编写书籍、创办报刊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马礼逊在华25年，总共发表了21本英文书，其中14篇与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有关。1812年，马礼逊翻译的《中国文学经典汇集》，包括《三字经》（TheThree-CharacterClassic），《大学》（TheGreat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ofFOE）以及《太上老君》（AccountoftheSectTAO-SZU）等在伦敦首次出版。

结语

马礼逊来华的19世纪初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低谷时期。由于缺乏对中国这一神秘东方古国的接触和了解，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形象等的认识实际是狭隘且充满偏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斥着民族主义或者欧洲情绪”的傲慢之见。马礼逊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虽然具有明确的为殖民势力服务的初衷，但对《华英字典》的译介行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识、推动异域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接受认可并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来源：光明日报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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