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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美阅读答案(两种美阅读答案)

医生,这本书,两位两代人的美阅读答案(两种美阅读答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整体上我会觉得，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还不到被评价的时候，因为中国年轻的文学写作者整体上的声音是偏弱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嘹亮的信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而恰好他们在地域上有接近，才有了“东北文艺复兴”这样的概念。

如果你从更大的尺度来看，现在的东北地域书写的结构是很单一的，大家写的东西都很接近。比如说班宇最不愿意提“东北文艺复兴”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和有关东北的刻板概念捆绑在一起。双雪涛也是一样，他想要甩掉自己是写东北下岗工人的这样一个标签。关键的问题是，当他们离开这些标签化的概念之后，还能不能接着往前走？

《逍遥游》，班宇著，理想国 | 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当然，地域书写肯定是有它的魅力所在，但不只是东北地域书写才有魅力。只能说，现在冒出来的人还不够多。我日常也会收到大量来自东北作者的投稿，他们的写作肯定是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征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得像“伤痕文学”那样去写下岗。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写作者都会携带自身天然的地域特色。地域属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好坏，我们不用过分强调地域标签。相反，我们应该给予这些年轻的文学创作者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机会。

新京报：这也涉及另一个问题。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你们如何理解这样的说法？如果回溯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社会剧烈的激荡与转型，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传统。

杨樱：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走红，话要分两边说。在我看来，所谓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走红更多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的，有点类似于信息茧房。而在更大范畴里，非虚构写作肯定是没有走红的。

这关系到两个问题。第一，大家对于新闻媒体普遍的忽视和不信任。近几年来，人们对于媒体记者的观感是在下降的。有趣的是，我自己的身份就经历了这种过渡——我从一个记者转变成为一个作家。虽然现在被人称呼为作家的时候，我还不是很适应，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于作家的反馈是正向，而对于记者的反馈是负面的。如果社会整体对于纪实报道普遍存在不信任，非虚构写作就很难走红。

事实上，在一个道德收窄、保守主义上升的阶段，人们对于非虚构作品的挑剔会更多，这也导致非虚构写作本身的复杂被进一步削弱。

当然，如果我们放眼看世界，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受欢迎程度的确在上升，这和大家想要解决问题的迫切相关，就像托克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里说的，今天我们普遍对现实感到焦虑，自然希望能用一些真实的内容来解决自己的困惑，或者说是来印证他内心中所希望探索的问题。

只是，我认为的好的非虚构作品更多是提出问题，未必要去解决问题。非虚构写作的本质是人文关怀，它最终表现的是人的命运。

我很喜欢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是约翰·赫西的《广岛》。这本书就不解决任何问题，但它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问题——在这场战争中，谁才该真正被谴责？美国人难道就一定是正义的吗？日本人就一定是非正义的吗？

作者虽然并不在现场，但他对日本国民的把握、对现场的还原能力，以及对日本人心态的呈现方式都非常精准。

《广岛》，约翰·赫西著，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相比语言的污染，语言的匮乏更加致命

新京报：最后，我们回到这本书。为什么第一部作品就选择长篇这样有野心的写作方式？

杨樱：在做“好奇心日报”的时候，我们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对理解与呈现人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也一直想要把如何更完整地讲述人这件事琢磨得更清楚。但你也知道，人又特别复杂，如果按照传统新闻写作的体量，说清楚一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如果想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去理解一个人，几万字肯定是不够的。

这里也涉及描写的对象问题。如果是去写一个知名人物，相对还比较简单，因为市面上肯定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信息与报道，读者在阅读你的文章之前，或多或少已经通过不同的公开渠道了解过这个人的不同侧面。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从来没有被媒体所知、被公众所知的普通人，很难用比较短的篇幅说清楚。

所以，选择长篇最基本的考量就在于它有能容纳足够的信息量的承载力。屋子够大，放的东西也够多。但另一个问题是，房子大了，装修方式就会不一样，家具如何摆放，如何选择不同的功能分区，都需要另一种谋篇布局。

对我来说，选择用长篇的方式，并不是说你写作之前就想好了要这么写。只能说是在最开始，你有信心，或者说你心里有底，可以尽量放开手去找更多东西，去搜罗所有你想要的信息。比如，先做家访，先了解清楚一个人的来龙去脉。这个是长篇的一个心理基础和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想了解人的更多面向，以及用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把它呈现出来。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两位也经历了许多转折，比如从“好奇心日报”到“小鸟文学”的创立，也包括大环境的剧烈动荡。这段时间的经历对写作这本书带来哪些影响？或者也可以反过来问，写作这本书是否影响了两位对于自身身份以及媒体工作的思考？

杨樱：“小鸟文学”算是一个插曲。在“好奇心日报”的后期，我们就已经想好要去写书，因为写书也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

但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许多变化，也觉得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文字和语言的阵地，这才有了“小鸟文学”。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文学媒体，一是文学是我们时代最后的避难所。二是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人思维的组成方式之一。而在当下，我们尤其要重思文字的意义。它对于意识形态的渗透实际上是特别剧烈的。

同时，我们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相比语言的污染（比如“内卷”一词的流行），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它才是对人类的最终打击。语言的匮乏会让我们失去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人类文明本质上是语言的文明。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它对于人类生活与思想的传承和记录，是文明的象征。

做这样一个文学媒体——事实上，它是一个什么都有的文化媒体，我们还是希望能给读者展现相对体面的、多样化的内容选择。这种多样既包括思想层面的多样，也包括当你去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多少种语言表达方式去讲。

我举一个例子。“小鸟文学”里面有很多描述原生家庭痛苦的文章，包括国内外的小说、采访等。如果你细读它们，会发现大家描述这种痛苦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想呈现的也正是这种多样化的表达与陈述方式。

我最近在读徐前进的《流动的丰盈》。这本书的出发点和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都是为未来做事。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很熟悉、很琐碎的东西，在未来是很重要的。可能在当下你不知道这些记录有什么价值，但回过头去看，你就会理解，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时代巨大变动的信号，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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