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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美阅读答案(两种美阅读答案)
医生,这本书,两位两代人的美阅读答案(两种美阅读答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至于尊严,理解起来相对比较清晰,就是说在东北的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如何定义成功。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一个不成功的人,他/她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他/她对尊严的理解路径不太一样。在这本书里,尊严这部分其实就变成进入“社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人。
具体到张医生和王医生这两个人身上。尊严在张医生那儿体现为我和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张医生觉得尊严就是自己应该跟相似的成功人士保持一种密切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圈子。所以哪怕是在最小的吃饭这件事情上,他认为的尊严就是不能像个loser那样回家独自吃饭(编者注:他的妻子在美国)。
对于王医生来说,他对尊严的理解就是我功成名就了,我就能谁也不求。但他遇到的实际问题是,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有一根巨大的软肋——他的女儿。他就会想,如果他女儿要学医,他能为她做些什么,怎么才能让女儿少走弯路,所以还是得撅着屁股干。当王医生的朋友问他,你和你女儿说自己是医大的大夫,但你究竟干了什么的时候,这其实等于在拷问王医生的尊严和存在感。
最后是自我。它可能是变化起伏最大的命题。今天上午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两位医生的自我到底是变得更强了还是更弱了。我们理解的他们的自我或许是有缺陷的,但这和他们自己理解的自我是否存在很大差异?而当我们说自我真正的评价体系时,应该说的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人的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知识、尊严和自我这三个方向一开始其实都没有那么清晰。我们也会疑惑说,我们到底是在写沈阳这座城市还是这两个医生以及背后的家庭。但最后,我们找到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将它们都圆了回来,或者说,找到了他们两个人相对完整的看待与完成这三件事的逻辑。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图为医大老宿舍。现已废弃。受访者供图。
杨樱:我还想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的最初的问题系里少了一块,就是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简单来说是衣食住行的部分。我们在采访这部分信息的时候,也补充了他们对于青春期的理解、对于两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于挫折概念的理解。
先说为什么会对生活方式感兴趣。一方面,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挂钩的。而在两位医生四十多年的人生中,中国的物质条件变化过于剧烈。所以当我们搜集他们对于房子大小的理解、对于物质要求的变化等说法时,也是在理解构成他们尊严的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比如王医生对于他结婚时家里有60平方米的房子很骄傲,但到了现在,他已经有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可以在家里随便骑自行车。
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解其实也帮助我们去理解了他们的地位和处境。比如买不买车、小时候家里的条件、看什么电影、看什么书,甚至是看不看书。比如像王医生小时候基本不看正经的书,看的基本都是他妈妈带回去的宣传手册。
无的女与凝固的沈阳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两位医生对于青春期和两观念的理解。这部分也是书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具体展开说说吗?
杨樱:用伊老师的话来说,和婚姻部分只有我能问(笑)。但准确来说,这部分的确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在我读到的有关这一代人的书里,很少涉及这块。
其实这两个医生并没有很明确的青春期概念。他们所认知的“女”这个词,是并列于母亲、妻子这些身份的。对他们来说,母亲是一个家庭身份,是勤劳勇敢的象征。而妻子是人生选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他们的讲述里,母亲或者妻子并不具备女的特质。
我很诧异的一点是,两个医生的成长过程里都有妹妹,也都有母亲,但这似乎并不能增进他们对于女或者说对于自身欲望的任何了解。女,在两位医生那里是一个天文概念,是跟星星一样遥远的存在。
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谈母亲、谈妻子、谈妹妹都可以,谈女不行。一旦谈到女,他们会立马进入到一种“emm,这个问题”这样的诡异气氛之中。
新京报:但他们对欲是有概念的,虽然也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杨樱:对,欲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王医生初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等到大学才表白。他的这种生理欲望肯定一直存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态里,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我记得还问过张医生一个问题——你的原始欲望究竟是什么?你的取向到底正不正常?按他的说法,是正常的。但对他们这一代男而言,周围的女基本是一个无化的存在。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这是否和当时女整体无化的政治面貌有关?
伊险峰:恐怕没那么简单。关联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家庭面积都很小,王医生小时候家里只有9平方米。每个人都没有隐私,大家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女在这样的情况里反倒是更为中化的。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都处于无的状态之中。
新京报:书中两代人那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王平和他的女儿——这两代人互相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里也包含了两代人对“社会”的理解或是想象的不同。两位在书中提到,“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庸俗与不庸俗的对抗。”在你们看来,70后这一代人和他们后面时代的人相比,对于“社会”的理解上哪些不同?
杨樱:其实年龄或者代际这样的概念在沈阳人身上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代际概念背后涉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快速演进。而在沈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时光在这里是冻结的,它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较慢,代际差异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比如在上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很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足够将两代人拉开距离。所以我认为,这和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和塑造生活方式的源头有关。
伊险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小鸟文学”)有一个作者,她出生于哈尔滨的阿城区,小说里经常会写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生活,我读的时候觉得她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作者的年纪挺大。
认识后才发现,作者其实是个00后,生于2002年。我就更好奇了,问她为什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那么多。她也说不上来。直到有一次我们见面聊,我才意识到可能是因为东北的变化实在太小了,所以她写她现在看到的东北,我读到的时候,感觉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生活、那些人和那些事情。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受访者供图。
东北地域书写与非虚构写作的走红:两个伪命题?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两位多次提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刚才伊老师也提到,“小鸟文学”上有挺多描写东北的文章。你们如何看待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
杨樱:现在人们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其实还是有缺失或者没被听到的声音。比如很多东北的女作家——苏方是沈阳人,刘天昭是吉林乾安人,都还没有真正被大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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