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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韩非子,权力(田子为相文言文翻译)-田子为相文言文翻译道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样说，当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韩非子》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可以说，古代权力运行中的各种细节，韩非都考虑到了，而且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解决方案。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治策略。可以说，《韩非子》一书是今天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必由门径。

二，君主道术的三大要点

何谓“君道”？首先就要明白君主在整个家国天下的权力体系当中，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韩非所论述的君主采用的各种统治策略和手段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传统的权力架构中，君臣构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君主是一国的主人，拥有国家的全部所有权，包括土地和人。不过，以君主一人之力显然无法对一个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所以他需要代理人，也就是官僚阶层，并且需要让渡出治理权给官僚阶层。如此一来，君主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官僚阶层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基于这样的思考，韩非提出君主的道术有三大要点：一，守虚静，二，合形名，三，正赏罚。

韩非借用了老子的“虚静”概念，主张“虚”是要君主处在暗处，仿佛虚空一般，令人不可琢磨，以自己的“虚”掌控臣下的“实”；主张“静”则是要君主以静制动。在韩非子看来，既然人的本是恶的，那么凡事首先为个人私利考虑是人的常态，臣下也必然会寻求一切机会捞取更多的私利，所以君臣之间的矛盾先天就是不可调和的。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既然要合作就需要有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应该以绝不对臣下表露任何真实情感为原则，而臣下则以获得君主的信任和喜爱为目标，无论是奸臣还是忠臣都应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韩非就要来设计君主如何通过掌控官僚体系从而治理一个国家：

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谨周子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田子方知欲为廪，而未得所以为廪。夫虚无无见者，廪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在这则故事中，田子方问唐易鞠：“射飞禽的人要慎重对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唐易鞠就回答道，“鸟儿是用数百只眼睛注视您，您是用两只眼睛来防备它们，所以您不可能是把防备每一只鸟来偷吃粮食作为目标，而只要严密地守护好您的粮仓就可以了。”田子方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您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鸟上，而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国上。”

君主以一人之身去对付千千万万的臣下，如果采取铲除奸臣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当君主全力对付一个奸臣的时候，其他的奸臣就会有机会侵夺君权，所以田子方认为君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谨慎地守护好自己的权势。郑长者听闻这件事后指出：田子方知道应该要守护粮仓（权势），却不懂得守护粮仓的办法。当君主以防卫的姿态对付臣下时，臣子则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守护粮仓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虚静无为，不要显露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这样臣子也就无从下手了。

韩非通过这则故事来说明，对于君主而言，“好恶见则下有因”，当君主的喜好情感表现出来，臣下马上就有了依据，官吏便会加以利用而适应君主的心理，继而“人主惑矣”，最终人主一定会被臣下的言行所迷惑。“辞言通则臣难言，而主不神矣”，当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那么下面的臣子就难以进言，继而使君主耳目闭塞，也就不神明了。在《二柄》篇中韩非说：“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这同样是在强调君主应当以虚静无为作为主道、君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流露内心的情感和想法。在《八经》篇里面，韩非又说：“明主其务在周密”，对于明主来讲，他的要点、他的关键在于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当君主让臣下看到自己喜爱什么的时候，他的“德”，也就是君主用于控制整个官僚机制的赏赐就会被臣下所利用：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则故事让我们联想到孟子的一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身居上位的人喜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会做得更过分。在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里这是常态，当权利不仅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还垄断了人们的认识，垄断了审美的定义。君王的喜好就是社会时尚的坐标和指南。因此，孔子和孟子都充分重视在上位者的德。孔子强调，如果在上位者一心向善，“而民善矣。”他把在上位者的德比作风，把民众的品比作随风而倒的草，因此，在上位者贪婪成，物欲横流，无法无天，就不能期待社会是向善的、有序的。《管子》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上好勇，则民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同样是重视君主的表率作用，管子更倾向于君主的言行需要受到法制的约束，这种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灵光一现，石破天惊，但也转瞬即逝。韩非讲述这个故事时，便将故事的指向改造为对君主“躬亲”的批判。韩非指出，法制是君主用来御下治民的工具，君主是超越法制之上的。自此，法律开始规定各种特权，包括服饰。按照韩非的思想，齐桓公完全不必如此这般地麻烦做作，只需颁行一条法令：“紫色乃寡人专用颜色，其余人等概不得服紫，违者杀无赦。”一批人头落地，不必等三天，便足以做到境内莫服紫了。

在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重虚静”，还有“合形名”和“正赏罚”。在韩非子看来，君主掌控臣下有两张王牌，即赏与罚。韩非反复强调君臣之间没有什么恩谊可言。对于君主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遵循法律办事，做到赏罚得当。对臣下来说，根据赏罚原则衡量自己的功过就不会对君主有私怨和私恩。所谓赏罚得当就是君主按照臣下的功劳，以爵禄的形式进行赏赐。假如把臣下对君主的许诺，包括根据他的官职规定他应该做的事情看做是“名”，而把臣下实际做的事情看作是“实”，那么需要君主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看这两者是不是完全一致，只要是一致就赏，不一致就罚，这就是所谓的“合形名”。再进一步来讲，臣下获得任何利益都必须通过为君主尽心尽力的做事、建功，从而得到相应的物质奖赏和社会声誉。这样韩非就给我们勾画出君臣之间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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