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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懿公(卫懿公好鹤阅读答案)

国君,亡国,他的卫懿公(卫懿公好鹤阅读答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当时王室衰微，中原诸国并不统一，各有同盟。大体而言，郑、齐、鲁为一派，宋、卫、曹为另一派，互相争胜。前643年，霸主齐桓公去世，次年春，宋襄公率宋、曹、卫、邾四国联军伐齐，而狄人出兵救齐。其结果，造成一个古怪的同盟：原本以“攘夷”为号召的齐国与狄人结盟，而曾被狄人入侵亡国的邢国作为齐国的附庸，也和狄人联合起来。公元前642年冬邢人、狄人联合伐卫，这让卫国感到莫大的威胁，第二年就出兵伐邢。邢国与卫国原应有同盟关系，卫懿公的祖父宣公就曾在邢国为人质，至此彻底反目成仇。前635年卫国终于灭邢，卫国灭绝同宗之国，开启了“春秋无义战”的序幕。

卫国在前660年亡国时仅剩730人，在励精图治的卫文公（前659-前635年在位）手里，仅仅一代人时间竟能灭他人之国，到前628年卫人居然能反攻“侵狄”，最终盟誓达成和解。当时各国军队均不大，前589年的齐晋鞌之战，算是两大国之间的一次著名战役，但晋军不过战车八百乘，战斗在一天之内就解决了。以卫国、邢国这样中小规模的诸侯国，双方投入战斗的军队人数恐怕都不过三五千人，这意味着得当的训练容易见成效，而政治家确实能起到相当作用。不过，这恐怕也是因为多年抵抗逐渐积累了经验，而卫懿公当时强敌猝然压境时便很难有所防备，城破的概率更高。邢、温两国国君未闻有什么劣迹，但仍不免于亡国，便是例证。

国君的威望

《左传》的记载给人一个印象：卫懿公是因其所作所为丧失了威信与民心，进而导致了亡国之祸。历史上，北齐的末代皇帝幼主高恒也曾授予马及鹰犬爵位，其作为似乎与卫懿公相似，并且最终同样成了亡国之君，但高恒继位时尚不满七周岁，那不过是心智不健全的孩童之举，而且登基仅二十五天就亡国了，恐怕没有哪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会认为北齐的灭亡和他的失德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卫懿公当了八年国君，也更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毕竟只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诸侯，远不能像北齐皇帝或后人所渲染的那样能够为所欲为。

《史记·卫康叔世家》虽然斥责卫懿公“乐奢侈”，却也点明：“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缺乏威信，所作所为尚在其次，关键是他的继承权本身就缺乏合法，百姓大臣从一开始就不服。

卫懿公继位时，卫国陷入内乱已有数十年之久。这一场导致卫国中衰的大乱起于前719年的州吁之乱：这一年，卫桓公的庶弟州吁聚集卫国流民弑杀桓公，自立为君，开启了春秋时期弑君的先例。卫人不服，大夫石碏等设计杀州吁，迎立桓公之弟晋，即卫宣公。但宣公也颇有失德之处，竟迎娶了本应是自己儿媳的齐女宣姜，酿成一系列悲剧，就此引发新一轮内乱。

前701年，宣姜与她自己生的公子朔共进谗言，说太子伋因夺妻之恨而怨父亲，宣公于是设伏杀了嫡长子太子伋。前699年宣公后，朔如愿以偿继立为惠公，但他的国君之位得来不正当，贵族及国人均不服，结果在四年后发动政变，赶走惠公，另立太子伋的同母弟黔牟为国君。八年后，已被废黜的卫惠公在贿赂齐襄公后获得齐国出兵扶持，归国复位，又当了十九年国君。但他是依靠外国势力复辟的，国内却始终不服，《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将他视为祸乱之始。与其说是卫懿公的作为导致亡国，倒不如说这连绵数十年的内乱就种下了衰亡的因子。

由此也不难理解，当前669年卫惠公去世后，身为他儿子的卫懿公继立之时，情况是何等微妙：国人贵族均厌恶惠公，认为他当年谗言害兄长，本身当上国君的合法就很可疑；从懿公覆亡后国人拥立宣公原嫡系的戴公来看，人们多少年来一直不认可惠公一系。齐国虽然出兵帮助卫国复国，但齐桓公也默认了卫人的这一想法，不像齐襄公那时支持卫惠公一系了。

这里面又涉及一个问题：即卫国的国君在当时相当弱势。就春秋时各国的情形看，卫国的同姓公族势力相当强大，此前便曾多次废除、驱逐国君，直至前559年还发生过卫献公因为射鸿之后不换下皮冠射服而被两位重臣视为侮辱，结果被他们发兵逐出国的事。可以想见，卫惠公虽然有齐国的军力作为后盾而勉强压住，但这也使他在国内更加孤立。前642年冬，狄人、邢人联合入侵卫国，围菟圃，已当上卫国国君十八年之久的卫文公被逼无奈，对同宗贵族及大臣们辞让国君之位，“你们谁有本事就谁来当吧”。虽然辞让未果，但由此也可见当时卫国国君谈不上是后世那种绝对主义君主，既没有凌驾于公族之上的绝对权力，甚至对大臣百姓也要有所顾虑。

按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天子及诸侯各有其国，卿大夫以下各有其家，卿大夫有封邑、家臣、家甲，无异于一个“小型的国”。国君虽然位居统治结构的顶点，但他同时也是氏族共同体的首领，须受这一共同体的约束，“国”之事得由全体成员认可。杜正胜《周代城邦》一书曾指出，公元前10-前6世纪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城邦，“城里的人（国人）以平民身份能参与政治，并且产生举足轻重的力量，几可与国君、贵族阶级鼎立为三”，其结果，国人甚至可以决定国君废立，国人反对的事，虽国君贵族亦无可奈何，“故贵族立君，不得国人同意则不能有国”，像莒国甚至数次放逐国君，都是因为国君威胁传统共同体存在之故。因此，一个国君就算政变成功上台，仍然要取得国人、贵族的谅解认可，否则其权力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如此，只有国人才有资格组成军队，而野人只能作“田役”——狄人入侵时，卫国战士对卫懿公抗命，本身就意味着国人不认可他的合法。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这话，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虽然如此，宋、卫、鲁、郑的公族势力格外强大，恐怕还是因为这些诸侯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国君原本就都是最接近商周王室的近支大贵族，世家大族内部势力盘根错节。这其中，卫国尤为特殊：它是周公镇压武庚叛乱之后，特地封周武王少弟卫康叔镇守殷商故地而形成的诸侯国。也就是说，其国君贵族是周王室征服者，但百姓却是殷商遗民。卫国既是殷商故地，一度曾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殷商覆灭后可想仍然文化繁盛，因而春秋战国时“郑卫之声”恰似当下的流行音乐，四方闻名，在《诗经》305篇中，十五国风占了160篇，其中卫国竟有39篇之多（邶风19篇，鄘风、卫风各10篇），几占四分之一，而其次的郑风也仅有21篇。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国君难免对礼仪看得更重。卫懿公在国破之际的作为也是如此：他逃亡之际还“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告诉他们“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玦”在上古是表决断的玉石，可见懿公还抱有某种巫术式的观念。不仅如此，在与狄人决战失败后，懿公仍坚持“不去其旗”，结果被狄人追上杀。这一行为，正与同时代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坚持仁义、不肯击敌中流的拘泥相似，意味着在一个剧变的时代，这些旧贵族比其他人更重视礼仪陈规，而这已经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这恐怕并非偶然：卫国奠国于殷商旧地，而宋国也是殷商后裔所建，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多年后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也是殷商贵族后人，他们可能都传承了原先系出一源的精英文化。把卫懿公描绘成一个基于个人偏好而为所欲为的荒君主，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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