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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法 谢尔曼法出台背景

制度,惯例,理论谢尔曼法 谢尔曼法出台背景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此需要额外提及一点，经济学制度分析引入博弈论工具，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径：一是经典博弈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二是发源于哲学界的惯例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的结合。对于前者，用萨格登的话来说：“这些博弈理论家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制度，只是单纯为了拓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而已。”而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源泉，是出自后者。

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位学者，菲吕博滕（Eirik G. Furubotn）和里希特（Rudolf Richter）最早注意到博弈论制度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的这种“貌合神离”之处。他们将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有形之手派”（visible hand），而将博弈制度分析称为“无形之手派”（invisible hand）。此处的“无形之手”，指的是这一派的思想普遍遵循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和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观点，将制度视为一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亦即，制度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为的结果。

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由刘易斯的《惯例》一书确立下来的；而具体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则是来自萨格登的ERCW。通过了解这两本著作的核心思想，能够勾勒出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大致理论轮廓，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理论洞识。

二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惯例》一书在经济学界，都算是一部“奇书”了。

作为二十世纪中后期继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8）之后在英语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刘易斯的这部小试牛刀之作在哲学界并不算特别出彩。但是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博弈论制度分析思潮兴起之后，此书的引用率直线飙升，几乎每一篇相关文献都会提及刘易斯和他的《惯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惯例”的定义。不过另一方面，鲜有经济学家会关心该书的主旨到底为何，甚至连书中颇为重要的、与“惯例”相关的近似概念的讨论，也被极大地无视了。（自刘易斯开始，博弈论制度分析通常使用“惯例”一词，但是从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应用来看，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制度”一词相比，差别不大。）

对《惯例》一书，经济学家这种重视与漠视并存的奇特现象，部分原因应当归结于这本书自身。因为此书作为博弈论制度分析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刘易斯当年写作此书的目的，与经济理论无关，只是为了证明休谟提出的一个命题：语言是惯例。

这里涉及分析哲学界一次重要的争议，即“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之争。基于休谟有关“自然”和“人为”的划分，说“语言是惯例”，即意味着语言是人为的产物，不是自然形成的，这被认为是支持“人工语言”的观点。

然而在刘易斯写作此书的年代，以其老师蒯因为代表，认为该命题是错误的。其主要理由是：将语言视为惯例会陷入“无限递归”的难题。具体来说，如果语言是一项惯例的话，那么，不存在语言的时候，我们又使用什么样的惯例来确立语言惯例呢？如果说不存在语言之时还有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那么元语言惯例是什么，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惯例来确立元语言惯例的呢？这样一层层逐级递归的结果，得到的命题是：语言不是惯例。

刘易斯认为，上述论证中存在一个致命错误，即蒯因等人将惯例等同于协定（agreement）——由我们一致同意的规则（rule）所确立起来的协定，但事实上惯例不是协定。所以，为了证明“语言是惯例”，刘易斯首先要证明惯例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惯例究竟是如何而来的？

因为人类使用语言是为了协调沟通，也就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交往行为中的协调问题，因此刘易斯的论证就从对协调问题的分析入手。

“协调”是人类交往行为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市场交易的时间、地点，使用的交易媒介（货币）等等，其实都是协调问题。而博弈论中通行的例子就是道路交通。假设这样的场景：你和我行走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中，宽度刚好只能容我们两人并排通过；此时倘若我们两人都选择靠左走或者靠右走，就能顺利通过，否则就会相撞；但是如果你我并不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那么应当如何选择？

正是在有关协调问题的分析中，刘易斯引入了博弈论工具，这一做法是受到了谢林（Thomas Schelling, 1921-2016）的影响。当时博弈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和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 1902-1977）的传统，即以“冲突博弈”——行为人之间利益相悖的情形——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刘易斯关注的协调博弈与冲突博弈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协调博弈中参与人之间的利益相符而非相悖：在道路交通的情形中，当两人顺利通过时，产生的结果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那么，人们如何解决协调问题？或者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如何达成博弈均衡？受限于当时博弈理论的发展——纳什均衡还未成为主流，刘易斯在分析过程中引入了“共同预期”，并进而首次提出了“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概念。

刘易斯认为，所谓“利益相符”，指的是行为人做出的行为是对方想要他做出的。因此解决协调问题，亦即达成协调均衡的充要条件，是行为人需要做出符合他人预期的行为，并且行为人预期他人也会做出符合自己预期的行为。在前述的交通博弈中，当且仅当你预期我会靠右走，我预期你预期我会靠右走，你预期我预期你预期我会靠右走……即出现“你预期我预期你预期我预期……”这一共同知识的逻辑式时，你我便自然会明白应当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简言之，一致的预期导致行为人做出彼此利益相符的行为，从而解决协调问题。

就这样，当我们的共同预期相互一致时，我们能够解决协调问题；当我们（我们自己或者与我们相关的前人）反复通过相似的行为解决相似的协调问题时，经验的积累促使我们的交往行为趋于稳定，形成“行为的常规”（regularity in behaviour）；当出现某种行为的常规时，我们的共同预期就转变为共同知识，共同知识促使我们总是以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解决特定的、或者与之相似的协调问题，惯例由此而形成。

当群体P的成员作为某一重复出现的情境S中的参与人时，他们行为的常规R是一项惯例，当且仅当群体P的成员在属于S的任何事例中，如下条件为真，且如下条件构成群体P的共同知识：

（一）每个人都遵从R；

（二）每个人都预期其他每一个人都遵从R；

（三）在其他人都遵从R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偏好遵从R，因为S是一个协调问题，而对R的一致遵从是S的一个的协调均衡。

这就是目前博弈论制度分析中引用率最高的惯例（制度）定义。

在刘易斯有关惯例的论证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通过引入“共同预期”，刘易斯实际上削弱了博弈论分析，因为他明确指出所谓的“共同预期”并非基于实际的交往过程，而是个人独立做出的理计算过程，这就回到了传统决策论的分析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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