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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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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李星先生

文/ 程海

我认识李星时，他刚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作协理论组工作。中等个儿，很墩实的身材。皮肤黧黑，目光沉静。仔细看，那沉静后面似乎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但感觉没有敏㨗，没有机智和锐利，也没有天才的范儿。

初次结识，心里自问一声:此人能写好评论吗？

那時我还年青，他也年青。我常常去作协，也常常踫到他。温温厚厚的一笑，连几句寒喧都没有，像两个傻子一样。

后来，我出了第一本小说集《我的夏娃》，给了一些文友，当然也给了李星，还自不量力地给钱钟书先生寄了一本。沒想到的是，这位文坛泰斗竟然回信了。老人很客气：“承惠施大著，並奉夾函，感愧之至。”后又说到他身体不好 ，三年来大病末愈，“我患白内障，尊著当请人读给我听。”（原信珍藏）。但钱先生来信后不久就过世了，对此书再未致信施教。但我想，钱钟书先生极少给陌生人回信，我那本小说若没有触动先生的地方，恐怕不会写这封回信吧？

后来有不少评论家给这本书写了评。李星也写了一篇短文，节录如下：

“程海的小说不好读，但很耐读。不好读并不是因为作者故弄玄虚，有意设置语言的障碍，而是因为他既不靠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人，又不是客观地讲述生活事件的过程，直接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充分地心灵化、情绪化，也就是高层次地审美化。心灵化的小说，包括散文、诗歌，都不可能供追求感官刺激的人来消遣，它却可能供具有自觉的精神追求的人去体味，去琢磨。这是一种艺术审美品质比较高的小说，歌德、泰戈尔、川端康成、鲁迅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程海最先是以写诗进入中国文坛的。……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魂魄，包括心灵化、感情化，包括纯美而高远的意境，包括诗意盎然的语言。程海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艺术想像力在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的小说题材不新、故事不新、人物关系不新，但他的描写和叙述却处处充盈着新意，新的感觉、新的想象、新奇的描写，让你惊叹不已。一个作家的本事在于对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关系、新故事的发现，一个作家的本事更在于敢在别人已经占领了的土地上耕耘，你有你的收获，我有我的收获，而且我的收获同你不一样，甚至比你的更有价值。程海有这个魄力，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大家也都有这个魄力。

“像他的诗一样，程海的小说也蕴藏着对家乡、对故土、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眷恋和热爱，迄今为止，他的小说还是以涉及乡土的为多，但他的小说风貌距所谓的乡土小说甚远，这是因为构成他小说灵魂的是一个视野开阔，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思想和智慧的高处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真善美并不是一个新观念，从文学史上看，莎士比亚、雨果、屈原、司马迁都苦苦追求过，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中，它仍然具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仍然闪烁着理的光辉。将热情献给它，程海认为值得，我们也认为值得。”

前面说过，这段文字，是在我初涉文坛，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写的。也是李星先生在他很年轻时写的。在当时，我们俩都籍籍无名。让我感佩惊讶的是：这段文字直到现在，仍能俯瞰和涵盖我的全部文学作品。就因为这段文字，他平日的讷言笨拙忽然焕发出了新的意义。他忽然间敏捷了，锐利了，有范儿了，让我刮目相看了。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思想的颜值往往和形象的颜值大相径庭。事物总是相反相成。想一想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哪一个不是以卓越的思想永垂不朽的？姿容，对于这些巨擘，只不过是一张不值一提的肉体裱糊纸而已。

我曾在1993年答西安晚报记者问时说过这么几句话：“李星平日口讷，非虚言浮语之辈，但我佩服他的文章，佩服他直指事物本质的能力。”

我后来还在陕西日报一篇文章中说：“我至今仍认为他是全国最杰出最有天赋的评论家之一。

李星在谈到我和他的友谊时曾说：“两人之间，没有利益，没有权势这方面的交换。”是一种“干净的，纯粹的，精神的，文字的朋友。我觉得很自豪。”他又把他和我的友谊形容为俞伯牙和钟子期的那种友谊。“一个砍柴的，一个弹琴的，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彼此了解，心意相通。那种友谊是高尚的，纯粹的，或者是审美愉悦的。”

1991年初，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热爱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李星先生写一篇序。因为从他给《我的夏娃》写的那篇短文，我就知道了他懂我，他是我的知音。

我拿着打印稿去找他，说明来意。没有任何客套，也没有拿任何礼品，也未讲一分一文稿酬，但他欣然接受。几天后，便写了洋洋万言的序：《中情谁察不甘——《热爱命运》中的南彧形象求解》。

这篇序，更充分地展现了李星先生不凡的美学观和文学洞察力。行文高瞻远瞩，恢弘磅礴，在我国评论界中，他第一次肯定了“程海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艺术想象力在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第一次提出我的小说是心灵化，情绪化的小说。创作手法是诗体浪漫主义。而且直言“《热爱命运》不仅切入时代历史的视觉独特，表现手法独特，而且人物独特，甚至独特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程度。”还有：“程海的小说让人想到了他对凡庸诗人的超越。”

后来，他又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我的小说：“巜三颗枸杞豆》，《人之母》开始了中国文坛散文化小说的先河，甚至早于史铁生的巜我与地坛》等。”

让我感动的是：李星先生说这些话时并还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考虑——我当时并未送他一根烟，一分钱。他说这些话只是一种文学真诚而已。而在当代，这种纯粹的文学真诚，在众多的屁股决定思想的乡愿式评论家中，又何其少见，何其稀罕！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为斯人一揖，一哭！

1993年，在轰轰烈烈的“陕军东征”文学热潮中，《热爱命运》发行近百万册，在全国各地热销，我的名字于是和李星的名字一起，为千百万读者所熟知。这也许是对李星先生热爱《热爱命运》的一点微薄的报偿吧。

但虚名并不能顶饭吃。由于我和出版社签的是字数合同，并未拿到多少稿费。而李星，竟一分稿费未得（我为此事向出版社诉求两次，但都未有结果）。

在中国，真正的评论家是最穷的。一是不愿说瞎话假话去挣外快，二是评论书籍不大会热销，所以常常声名赫赫，却囊空如洗。然而君子固穷，我从未见他写过什么赚钱的报告文学，也未见他当过什么商品代言。

现在他已七十有六，且患有多种疾病，常常静卧家中读书。有时也写些评论序言之类。只不过神情凝郁，脚步也有些蹒跚起来。微信取名为“老人”，真有了一点秋风飒然之感。但雄心不减当年，听说我新近又写一长篇，便要我送去一读，并想再为我再写一篇序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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