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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字的拼音怎么写的 勖字的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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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后来注册组出通知，说我英文分在N 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一、三、五上午第一课时，早八点到九点，地点是西楼二层，教授是南开大学的柳无忌；作文时间是星期二、四第一课时，助教是叶柽。英文分组之后，再选其他课程：大一国文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二周，时间是每星期二、四第四课时，上午十一至十二点，地点在中楼三层大教室，国文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时间是每星期六第四课时。逻辑由哲学系王宪钧教授讲，时间是星期一晚七至九时、星期三晚七至八时，地点在昆华工校二层教室。西洋通史由南开大学皮名举教授讲，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第二课时，上午九点到十点。社会学科我本来选法学院长陈序经教授的社会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三学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但他的广东话不好懂，又改选浦薛凤教授的政治学（后来改由张佛泉教授担任），时间改成每星期一晚九点到十点，星期三晚八点到十点。我对自然科学全无兴趣，勉强选了彭光钦教授的生物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二学时，从九点到十点。生物还要做实验，助教是吴征镒（后来成了植物研究所所长）。

选课之后，下午去三楼大教室听茅盾讲演。茅盾是我久闻大名的作家，他脸很瘦，戴了一副眼镜，穿了一件长衫，在朱自清教授的陪同下，来到大教室。朱先生个子低，穿一件咖啡色的长袍，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背影》，中学时又读到他的《匆匆》，很喜欢“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些有对仗的句子，并且模仿写过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这天一下见到两位作家，觉得联大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学，在江西是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怪乎三楼教室虽然大，还是挤得座无虚席。茅盾讲的题目是《一个问题的面面观》。当时汪精卫正从重庆经过昆明飞去越南，向日本人投降。茅盾就结合当时的形势，举磨刀石为例。他说：从磨刀石的观点看来，石头是磨损了；但从刀的观点看来，刀却更锋利了。汪精卫就是只从磨刀石的观点来看，只见抗战消耗国力，所以他认为抗战不能取得胜利，结果他就投降日本了。如果从刀的观点来看，国力却是越打越强，结果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茅盾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但是我却期望他讲些别人讲不出来的新东西，讲些只有大文学家才讲得出来的名言妙语，所以反倒觉得不够满足了。

1 月4 日，星期三

早上八点之前，我在农校西楼二层对着楼梯口的一个小教室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坐下，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装，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

叶先生二十三岁回国，就在清华北大任教，也许是我国最年轻的教授。他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他曾挖苦才华过人的钱锺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 为什么不表示被动？”叶先生不但没有回答，反而问他Gone are the days 为什么用are 不用have?

左起依次为：朱光亚、许渊冲、杨振宁、王传纶、王希季。

联大一周

离开江西之前，我在吉安买了一本《新生日记》，准备记载到昆明后的新生活。入联大后，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只记了一天的日记，那就是茅盾演讲的那天。

但是留下了一张选课表。根据课表，还可以想起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皮名举教授的西洋通史。他上课前几分钟就进教室，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讲课的大纲，有时还要画出地图。上课铃声一响，他就开讲，讲得非常有趣，能把枯燥的史实讲得生动好记。如他把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1 的名字简化为骷髅疤，并且说：她的鼻子如果长了一寸，世界历史就要改写，因为这样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放弃罗马帝国了。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了中文，是我出版的第一个剧本。西洋通史考试成绩最好的同学是外文系的张苏生，她和我同在江西考入联大，她考第一，我考第二，吴琼考第三。来联大后，她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一英文甚至比杨振宁还高十分。

政治学教授张佛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部分的总和并不等于全体”。这句话使习惯于2+2=4 的我大吃一惊。后来做文学翻译的时候，发现句子并不等于字的总和，这才对翻译的认识进了一步，全句多于部分总和的就是言外之意，所以翻译不但要翻译字内之意，还要翻译字外之意，这就是创造了。这句话为创造翻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实《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早就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用第一个“道”来表示句子的话，第二个“道”（知道）就可以理解为翻译，第三个“道”指的却是字的总和。全句意思是说：句子是可以翻译的，但并不是翻译字的总和。这就可以解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由此可见政治学和哲学对翻译学可以起到的作用。

自然科学规定要选一门，我对数学比对理化更感兴趣，但是数学不算自然科学，而物理化学，我在中学时考试都不及格，于是不得已只好选最没兴趣的生物学了。很多人都说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好。对我而言，至少这一年生物学等于浪费了时间和生命。甚至社会科学，我觉得无论政治经济，也不必读三个学分，只要指定书读，提出重点要求，再做几次辅导报告，可能花的时间更少，得的好处更多。学习主要是靠自己，老师如能引起学生兴趣，就很不错。我的理化考试虽不及格，但是后来报上看到“超导”的消息，却能把“超导”和翻译理论联系起来。可见学习有了兴趣，就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了。

大一课程除了三门必修、三门选修之外，还有全校共同必修科，那就是体育和军训。大一体育在农校大足球场上，第一次来上课的是久闻大名的马约翰教授，他满头银发，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衬衫，一条灯笼裤，满口英语，不称呼我们为“同学”，而叫我们作young men（年轻人）。他说话有劲，有一股魅力，能使平淡无奇的事也显得自有意义。每次上课，先要大家绕场跑八百米，他第一次还不顾高龄，陪着我们同跑。在他亲身榜样的鼓舞下，哪个同学能不尽力跑八百米呢！在大家争夺冠军的情况下，我记起了在中学时代学到的，先跑第二，紧跟第一，到了最后冲刺时，再拿出全力超越。果然，在联大第一次上体育课，我居然第一次跑了八百米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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