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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灵魂的回声-痛苦灵魂的回声在达拉然哪接

茨威格,弗洛伊德,他的痛苦灵魂的回声-痛苦灵魂的回声在达拉然哪接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茨威格朋友圈：他最后的通讯录1940-1942》

首先是维也纳《新自由报》副刊主编赫尔茨（The odor Herzi），他慧眼识珠为19岁的茨威格发表了他“美丽的散文”。赫尔茨在巴黎见证和报道德雷福斯事件，看到排犹主义之不可阻挡，遂献身犹太复国事业，著有《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1896）、《新故土》(The Old New Land ,1902)。茨威格虽对犹太复国运动持保留态度，但是非常敬佩赫尔茨，称他是“思想理念的创造者”。在为赫尔茨送葬那日，“这上百万人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撞击的痛苦，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位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放到这个世界上。”

对茨威格写作影响最大，甚至使其增添了魔力的人物是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比茨威格年长25岁。1908年，时年27岁的茨威格将自己的诗集《往日的花环》寄赠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马上回复，并赞美茨威格的才华，请他继续发送作品。从此开始了他们往后30年的通信和友谊。弗洛伊德对茨威格寄来的每部作品，进行人物分析和评论。比如他提示茨威格不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当作羊痫疯患者，而应认定他是歇斯底里的病人，并从医学上解释二者机理上的不同，建议他将写陀氏一文建造在他的歇斯底里上。茨威格信服和接纳弗洛伊德的学说，不仅将它用于小说，也用于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在世事纷纭之中，探索人的激情和被压抑的欲望，揭露无法言说的秘密和支配人的不可知力量。

茨威格在创作中还采用了一种极有独创的方法——自由联想，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经验启示。茨威格研究者和译者张玉书先生认为，茨威格写作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重内心，轻外表，重神似，轻形似”。茨威格小说里不少主人公无名无姓，像“陌生女人”，《象棋的故事》的主角B博士；《看不见的珍藏》里的古董商R先生。他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内心世界。

令茨威格更为尊敬的是闯入禁区的弗洛伊德。所谓禁区，是指“显现在地上，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整个时代都害怕他”，“很难想象，在思想上还有比他更大胆无畏的人。”1926年，茨威格致信弗洛伊德，感谢他所给予的“在心理学上的勇气”，使他们得以“说了许多平素未必会看到未必会说出的事情”，“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人们就会认识到，关联在哪里”，他提及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劳伦斯、乔伊斯，“这都要冠上您的大名，我们永远不会否认这位伟大的开拓者”。

1936年，茨威格为弗洛伊德起草了一封80岁生日贺信，邀请他的朋友托马斯·曼、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六人联署。随着奥地利局势越来越紧张，俩人的通讯增加了相关内容。1937年11月15日茨威格写给弗洛伊德：“真正该写的书，应该是犹太人的悲剧，但是我怕，即使把这一悲剧提高到最强烈的程度，现实将还会远远超过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直到1938年6月，弗洛伊德才离开奥地利流亡英国。

1939年9月中旬，弗洛伊德去世前九天，茨威格在信中还写道：“但愿您只和我们大家一样因为这个时代而痛苦，别再忍受身体上的痛苦。我们现在必须坚定—没有看见这些罪犯下地狱之前就掉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弗洛伊德是按事先约定接受的安乐。在9月26日为弗洛伊德送葬时，茨威格为他致悼词。他后来回忆：“即便在这个横尸遍野、杀人如麻的时代，他的亡也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里时，我们清楚是将自己家乡中的至尊精华托付给了这片土地。”

茨威格与之有交情甚深的朋友还有维尔哈伦（Emile Verharen），那是1902年夏，时年21岁的茨威格去比利时。维尔哈伦的诗惹他入谜，“在所有的法语诗人当中，维尔哈伦是第一位试图让欧洲人去认识时代、认识未来的诗人。”后来，茨威格将韦尔哈伦的大部分诗歌译成德语，1910年出版的第一部传记便是《艾弥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ren）。

还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茨威格说“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罗曼·罗兰向他说明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在和平主义立场上，茨威格深受罗曼·罗兰影响，两人结盟，在战时曾写信给欧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呼吁和平。

此外，他的朋友还有托马斯·曼父子、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乔伊斯（James Joyce）、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皮兰德洛（Luigi Pirandello）、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茨威格与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合作过歌剧 《沉默的女人》；1927年苏联出版茨威格作品是高尔基（Maxim Gorky）作译序。在《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谈及三十余位友人，涉及十余个国家。

再来粗略浏览一下茨威格出访之地：柏林、比利时（1902）;英国（1906）；亚洲（印度、斯里兰卡、缅甸，1908.12-1909.4）;美国、加拿大、百慕大、古巴、海帝、牙买加、波多黎各、哥斯达利加、巴拿马（1911.2-4）;比利时（1914）；加利西亚（1914）；瑞士（1917冬至1919春）；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928）;伦敦（1932，1934）；美国（1935）；巴西、阿根廷（1936年）；美国、加拿大（1938.12-1939.3）；英国巴斯(1939);巴黎（1940）；巴西、阿根廷、乌拉圭（1940）。1941年上半年茨威格在美国纽黑文、纽约，之后返回巴西，9月份搬到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翌年2月22日身亡。

茨威格居住和旅行所至的地方 维也纳文学博物馆 柳红/摄

这些穿越大陆和海洋的旅行，促进了茨威格的世界主义理念，也给他的作品以国际视野。其实1919年茨威格搬到萨尔茨堡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地理位置，通往欧洲的要道，可轻易抵达慕尼黑、苏黎世、威尼斯和巴黎。可以说，自1920年代初，茨威格就已经成为他的欧洲网络上重要的节点。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是茨威格的终生爱好--收藏手迹。他有达芬奇、亨德尔、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拿破仑、歌德、尼采的手稿；有海顿写德国国歌的手稿。茨威格还得天独厚地直接从友人手里征集手稿，像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爱与亡的方式》，克罗岱尔《圣母受孕的神谕》，高尔基的大速写稿，弗洛伊德一篇论文等等。

同一条河流

只有从作品、人物和行动三个方面才能接近对茨威格的理解，看到当下阅读和纪念的意义。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有什么共同关怀？又有什么共同问题？

首先是战争与和平。起初，茨威格对战争是保持沉默的，他惊异于自己的朋友一夜之间变成以爱国主义为名鼓吹战争的人，两个阵营都有他的朋友。作为公众人物，他不愿，可能也不敢或不便急于表明立场，虽然他坚决反对战争。到1917年，茨威格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加入和平主义者阵营。他自称“欧洲人”，“欧洲，我们曾经为它而活着的家乡，所遭受的毁坏不止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因而，绝命于欧洲的陷落似乎是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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