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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加一笔是什么字_门加一笔是什么字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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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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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

虎年初一，与大学同学顾嘉福一起去曹景行家给他拜年贺春。虽然因为治疗，他很消瘦，但仍如前几次见到他一样精神矍铄，谈兴甚浓。其间，他说到当年从香港赴台湾做新闻，对两岸交流也有所推进。我就说，待天气转暖，我带个学生来听你聊，以前你帮别人做口述，现在我来帮你做口述。我这样说是为了有时间在他治病期间陪他聊天。他听后点头微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告别时约好春暖花开时再来。没想到，大年十一，年还未过完，曹景行就远行了！

金光耀（左）和曹景行（右）

曹景行被确诊胃癌是在2020年8月。当年7月25日，曹景行邀我在大夏读书会一起谈从茶林场务农到大学读书的经历，并说这样聊读书的讲座是一个系列，一共有5次。但首次结束后不久，第二次读书会就取消了。之后大学同学胡礼忠说有消息传曹景行身体染恙，问我是否知道，我回答说不太可能，因为不久前还与他在一起做讲座，这些天他的朋友圈仍很活跃。稍后，在一次茶林场农友聚会上确证了这个消息。我立即微信问曹景行，他十分坦然地回答说，已确定治疗方案，将先化疗，然后再动手术。此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正为建系95周年举办活动，要邀请杰出系友回系做讲座，让我请曹景行。之前曹景行就想到复旦校园来拍短视频，但因为疫情无法进校。于是，他希望能将讲座与做短视频放在一起，并提出要安排在手术之前。这样，10月23日一早，曹景行就与拍摄团队来到复旦校园。见面后，他要我作为与谈者一起参加拍摄。我对此并无准备，但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即使事先做了准备，他也会按自己的思路即兴发挥。那天上午，在校园里边走边聊，聊我们的大学岁月，聊我们的老师，聊复旦校史，前后两个多小时，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他根本不像已在化疗的病人。对自己的疾病他也不回避，有人见他标志的一头银发突然稀疏，他笑着坦然将实情相告，仿佛是在谈生活中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我在一边，为他这种对疾病和生命的态度敬佩不已。

我与曹景行的相识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在安徽黄山茶林场下乡的日子。他是66届高中生，1968年8月下乡来到黄山。我是70届初中生，1971年11月来到黄山。茶林场有一批66届高中生，其中许多来自重点中学，曹景行就是市西中学的。他们对整个农场的风气以及我们这些后来的小知青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到农场不久，我看到这些高中生在看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其中有一本是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拿过来一翻，一连串的外国人名地名一下子就懵了，也就没有能读下去。进大学读历史专业后才明白，这些高中生已经想通过激进惨烈的法国大革命来理解自己已经历但还未结束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就是我们与66届高中生的差距。但正是在这些高中生边上耳濡目染，我这个“文革”开始时读到小学五年级、没念过完整中学的人，才断断续续地胡乱读了一些书。

曹景行在采茶叶

曹景行在茶林场与农村孩子

在茶林场时，因为不在一个连队，我与曹景行没有什么交往，但与他太太、当时在场部政宣组工作的蔡金莲有接触，也因此知道了曹景行，知道他是高中生中读书最多的几个人。因为他嗓门大，在茶林场大家都叫他“喇叭”，不想后来他成了凤凰卫视的标志“喇叭”。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曹景行都参加了这场在寒冬季节举行的考试，并都过了分数线。对曹景行来说，这是一场延迟了11年的高考，作为重点中学的高材生通过考试毫无悬念。对我这样一个70届中学生而言，用一句上海话来说，是额骨头碰到了天花板。那年高考因为时间仓促，报考人数多，体检是过了分数线后才有资格参加的。1978年1月中旬，茶林场专门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去太平县城。那时我年轻力壮，干重活在连队两百多人中可排前三名，不认为体检会有什么问题。结果量血压，别人一次，我被要求量两次，两次都是110/140，被确定为高血压。曹景行则在填写病史时，如实写下刚得过急肝炎，但已痊愈。结果，一起体检的十来人中，就我们两人没有通过，被刷了下来。那年高考，茶林场划在安徽考区，对属于上海的茶林场知青特别严厉。我们俩虽不同病，却有难同当。

后排左二为曹景行。前排左一为前不久去世的香港记者江迅。

好在紧接着就是1978年夏天的高考。这一次，曹景行、蔡金莲是夫妻双双上考场。结果，我有幸与他们两人一起被复旦大学录取。1978年10月初，我们离开茶林场时，曹景行夫妇已在皖南山区待了整整十年。后来，他经常遇到有人问他下乡十年有何得、有何失，他回答说：“十年青春岁月消逝，不是用简单的加加减减就能够做个了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山茶林场的十年给了我们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垫底’，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意外变化、什么困苦境况，都不难去面对，去承受。”他也曾直言评论老知青中盛行的“青春无悔”的说法：当年下乡并无可以不去的选择，所以如今也就无所谓有悔和无悔。

金光耀（左四）曹景行（左六）与黄山老知青在一起

曹景行与金光耀重返茶林场

我与曹景行都是第一志愿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的，但我们填报志愿时的想法大不相同。曹景行选择历史系是主动的，记得他考分是430多分（五门总分500分），选当时热门的中文系和新闻系也不会有问题。但他认为，学习文科，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历史学是最为基础的。我考分只有375分，唯有历史一科考了92的高分。1978年与前一年不同，填志愿是在分数公布后，于是才敢填报复旦历史系。

到复旦报到后，我们被分在同一个寝室，6号楼223室。进大学第一年成为同屋，对我这个没有完整读过中学的人来说，真是十分幸运，曹景行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方法对我的求学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学之初，老师告诉我们，历史系的基础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通史课。我们学通史，都是读老师指定的教科书，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但这些书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曹景行在茶林场已经读过了，他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要跟着通史课，从《史记》开始，将前四史全部读完，然后再读《资治通鉴》。这样的阅读量，对我这样古文基础很差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不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但曹景行做到了。那时，中华书局20册一套的《资治通鉴》刚重印出来，记得是20元一套，在第二教学楼底楼西侧的小书店刚上架，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一套。因为他的读书和买书已成为同学中的风向标，我们寝室7个人，另有3人都跟着买了一套，两个应届生是回家向家长专门要钱买的。当时学校的伙食费一个月15元已经吃得很好了，20元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望着寝室里黄颜色封面的几套《通鉴》，只有眼馋的份。后来在二教的书店花3.05元买了一套三册的《左传纪事本末》，才算稍稍弥补了遗憾，也跟着曹景行读古籍学习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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