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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监管下A股信披违规数量激增，“内控”失效成上市公司违规核心
亿元,万元,上市公司严监管下A股信披违规数量激增，“内控”失效成上市公司违规核心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由于巨额资金占用，ST红太阳账面货币资金已从2018年的28.96亿元降至2020年的1.98亿元，其中还包括不少受限资金。而为了维持经营运转，公司短期借款曾一度飙升至50.21亿元，2020年光利息费用就高达3.58亿元，大大侵蚀了公司利润，加上营收减少、成本提升，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
要知道，*ST红太阳2019年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就有4.84亿元，民间高息借贷余额2.75亿元，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2.89亿元；另一方面，被担保方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也不断涉诉，南一农集团所持的部分红太阳集团股权亦已早被司法冻结。
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风险巨大、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下，根据ST红太阳此前的交易所问询回复，对于以上担保事项，公司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等程序。由此可见，其董事会实际无法履行内控职能，已完全被控股股东把控。也因此，与之相关的各项信披违规随之而来，譬如违规减持、业绩预告修正不及时等。
同样存在多个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还有*ST众泰和*ST易见（维权），前者产品质量问题频现，并因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情况而被公开谴责，而后者业务审核控制存在缺陷、形成大额预付账款，因净资产为负而被“戴帽”，且未能定期披露财务报告……
对于上市公司频频出现信披违规的现象，除了企业自身“内控”问题外，多个接受《红周刊》采访的人士特意提醒，需要关注中介机构在企业信披违规中的作用。譬如资深会计师W先生就明确表示，“控股股东去做很多事情都需要第三方的配合，中介机构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他能够知道很多问题。像康美药业案件，其实跟某银行有密切关系，这家银行在出具银行函证的时候是不是就有问题呢？但是后面我们没有听到对于银行的处罚。”
加强配套、压实责任人或是监管重点
上市公司“铤而走险”、中介机构“肆无忌惮”，正是新《证券法》需要严厉打击的行为。在刘纪鹏看来，对于虚假披露、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这几宗罪，过去处罚太轻，需要拨乱反正，“乱世需用重典。新《证券法》终于向国际靠拢，顶头罚到一千万，相比以前是进步。”
整体来看，严监管目前或许已经有所成效。自2020年新《证券法》实施以来，性质相对更为恶劣的“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信披违规案例数在经过2020年的高增之后，2021年已经有明显下滑，前者从2018年的228例降至2021年的192例，而后者则从12例降至10例。
不过，刘纪鹏仍指出，“我们现在总提‘操纵市场没收非法盈利，并加罚盈利的多少倍’，但在西方，不管有没有盈利，哪怕你操纵市场失败了、赔钱了，但是只要你发布虚假信息或者内幕交易，都将受到严厉处罚。虽然我们的法律提高了处罚力度，但绝不仅仅是全部，还要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
如前所述，2021年有3起信披违规被处罚金超过5000万元，乐视网更是被罚数亿，的确印证了“加大惩治力度”一说。不过，各案处罚力度有显著差异。例如在*ST浪奇129亿元营收造假一案中，其被处罚金额仅为450万元；*ST澄星（维权）大股东及关联方38亿资金占用一例仅被公开谴责。
审计从业者K女士告诉《红周刊》记者，违规获利的金额不易衡量，处罚情况需依情况而定。“尽管总共造假了几个亿、几百个亿，但落到实控人或者相关责任人头上的话，个人能不能赚到一千万就得另说了。另一方面，对于资金占用，有的资金占用一去不回了，有的是进行了一个资金周转，只是程序不合法合规，所以还是要看它的危害程度。”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则进一步指出，“行政处罚是有一定上限的，但是投资者可以请求代表人诉讼。我们不能只靠单一的行政罚款，还应该启动民事诉讼，让个人来维权索赔。”
刘纪鹏也认为不能停留在行政处罚上，他表示，“刑法也要跟上，未来逐步从行政处罚过渡到法律系统的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为主，证监会处罚为辅，三措并举，起到警示作用。”
2021年一审落定的康美药业一案无疑就是历史性“警示”，不过在资深会计师W先生看来，除了处罚上市公司以外，还应当压实中介机构人员的责任，“把保代、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甚至把评级人员、企业高管、配合出具不实信息的单位和关键人员等全部纳入配套监管体系，例如五洋债一案。如果这些方面能够查漏补缺，在（严监管）政策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情况下，我认为从业环境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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