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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寄生族”：进入中年的日本“啃老族”

日本,山田,社会“单身寄生族”：进入中年的日本“啃老族”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标题： “单身寄生族”： 进入中年的日本“啃老族”

　　作者： 王小邪

　　[ 1999年，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首创“单身寄生族”一词，到《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出版时，他已对这一族群观察和研究长达25年。这些人与父母同住，以逃避的方式得以继续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他们终将在未来陷入窘境：不仅无法过上父母的那种生活，也无法继续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

　　[ 山田昌弘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1957年生于东京。1986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专业为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有《单身寄生族的时代》《少子社会》等著作。 ]

　　[ 胡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主编有《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东亚社会发展与女性参与》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随笔集《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

　　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铸就了全民中产社会。然而，随着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崩溃，越来越多的正式员工逐渐被低工资、低保护、缺乏安全感的非正式员工取代，日本中产阶层开始分化，社会开始走向机会和结果均不平等的“格差社会”。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当今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走向底层”，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而进行的竞争。

　　书名“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正是在“格差社会”的延长线上出现的现象，尤其是这样一批人——“单身寄生族”，他们为了保住目前父母为其营造的中流生活而竞争。1999年，山田昌弘首创“单身寄生族”一词，到该书出版时，他已对这一族群观察和研究长达25年。这些人与父母同住，以逃避的方式得以继续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然而，他们终将在未来陷入窘境：不仅无法过上父母的那种生活，也无法继续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而在日本之外，包括在标榜成年即独立的欧美国家，独立的年轻人因为无法生存而选择回到经济安稳的父母身边的所谓“飞镖一族”，以及相应的“手风琴家族”（像手风琴那样，可以伸缩“大小”的家庭）也在逐渐增加，更不用说与日本文化一衣带水的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单身寄生族”同样是个问题。

　　山田昌弘的研究能够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社会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本书译者胡澎就此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平等神话”的破灭

　　第一财经：日本社会从“一亿总中流”滑落到“格差社会”，是怎样一个过程？

　　胡澎：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中产社会。20世纪70年代，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社会总体收入较为平均，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均不大。这一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十分有利于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形成得益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教育领域出台的一系列缩小社会差距的政策和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曾创造了“平等神话”的日本社会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非正规雇佣、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产阶层分化并向下流动的趋势，显示出日本正在从“一亿总中流”社会走向“格差社会”。

　　第一财经：从“单身寄生族”这一说法刚出现，直至他们发展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作者山田昌弘的视角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胡澎：在社会还没有普遍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应该有一种警觉，能够敏锐地指出问题所在。山田就是这样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他的书非常受欢迎。他总是能看到社会发展的苗头，并且预见到未来20年会怎么样。

　　1999年，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单身寄生族”。当时，20岁世代的单身寄生族一直拖延着不结婚，享受着宽裕的单身生活，日常基本生活（居住和吃饭等）都依靠父母，自己收入的大部分作为“零花钱”来消费。在那之前，此类未婚者的存在从未被“发现”过。

　　山田在书中写道：“单身寄生族是日本社会停滞的象征……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群体表面看上去出手阔绰，消费奢侈，但这样宽裕不过是以不结婚生子作为代价换取的，其结果将导致少子老龄化，即便日本社会在短期内经济可能会显露出景气，但未来经济发展恐怕是会停滞的。”

　　山田对于当时的社会怀着这样的担忧，没想到一语成谶。20多年后，山田提到的那些青年单身寄生族已是中年人，他们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他又提出了“中年单身寄生族”的问题。2040年，当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更加老去，甚至死亡，这批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社会交际关系，又该怎么办？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1999年，山田还首次提出了“婚活”一词。2010年，他的《“婚活”现象的社会学》一书出版。日本有“就活”一词，指为了就业参加各种活动。他就结婚难现象创造了“婚活”一词，他建议，如果想结婚，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各种与结婚相关的活动，不能坐等意中人的出现。一时间“婚活”一词铺天盖地，还入选了当年的流行语大奖。

　　山田善于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善于创造词汇，并提出建议，所以他的著作在日本基本出版一本就畅销一本。而且他写的东西很易读。他举的例子、使用的语言，都非常亲切，就像在跟读者漫谈一样，很好懂。这是他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第一财经：在他第一次提出“单身寄生族”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建设性。他指出日本社会错过的机会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

　　胡澎：山田首先提出了这个社会问题，然后进行了一些分析，怎么办方面他其实并没有着墨很多。但是他的基本思路是针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针对个人，他曾说过，日本社会一度流行一种“自我责任论”的思潮，就是我自己选择这条路，我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他说，年轻人还是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设计，不能总是消极被动。包括“婚活”，就是说你不能总是这么消极等着结婚对象的出现，一定要为结婚而努力去做一些事，创造一些机会。

　　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也有责任。日本政府和社会对“单身寄生族”的关注和帮扶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种隐性存在。如果他是单身，自己租房住，靠打工维生，生活如果很贫困，会引起公众和社会关注，政府就会考虑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但是，“单身寄生族”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的贫困现状是被掩盖了的。他们结不了婚，好像也并不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这一群体似乎从未进入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视野。

　　山田认为，当这群人没有走出家庭进行正常婚恋时，社会应该给予一些帮助。比如像非正规雇佣的群体，应该给他们更多关注，包括税收、社保、医疗的关注，或是提供更多就业和学习晋升的机会，以及对于他们生活中具体人际关系的建立提供帮助……日本社会对于这一群体关注得太晚了，所以造成了他们一旦这样生活，就只能这样持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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