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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拈花一笑)-佛祖拈花一笑的下一句

儒家,佛教,禅宗(佛祖拈花一笑)-佛祖拈花一笑的下一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开始研究佛学后，他在《定风波》中阐述内心的宁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来，苏东坡途经江宁（南京），拜访了退居归隐在此的王安石，尽管对于变法政见不一，但两个人却相见尽欢，在后来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曾经失落地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这种豁达的生命观，除了生性自然，还与他交游禅师有相当渊源。就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黜江南时，苏轼就曾经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意思是说，当时吴越地区的名僧，十居其九与他关系融洽，在禅门僧人前，他又恢复成了那位生性乐天的东坡居士。

有一次，他写了一首礼赞佛陀的诗送给禅师佛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诗中的“八风”，指的是：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写完东坡感觉甚好，于是让书僮将诗送给佛印赏析，没想到佛印却在诗歌上批了两个字“放屁”，让书僮带了回来。

东坡大怒，想着好你个和尚，竟然说我写的诗是“放屁”，于是他坐船渡河，来到山寺中找佛印禅师理论，没想到到了佛印的僧室外面，却只见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意思是说，既然“八风吹不动”，无视“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又为何会被一句“放屁”气得渡江而来呢？

这正是禅的魅力，在儒家治世的现实主义之外，关注心性的禅宗，有时直抵内心，拨动了大宋帝国无数苦读诗书经典的士子之心，以致天才如苏轼，也将拜倒在佛门之下。

后来，在临死之前，看透一生风雨起伏的苏轼在总结中，将他被贬黜居住过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今广东惠州）和儋州（今海南儋州），作为对他后半生心路历程的总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自嘲总结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剧照：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交往，是儒家与禅宗在宋代深度融合的写照。

3

在被贬黜二十多年后，一直到1100年宋徽宗赵佶即位，苏轼才被大赦允许返回朝中。

从海南北归开封途中，耗尽了一生心力的苏轼，最终病逝于中途的常州，享年65岁。

此时，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艺术才华横溢，“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也跟他的先祖宋真宗一样，喜欢装神弄鬼、迷恋道教，为了衬托自己的不凡，他甚至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私底下，他很喜欢穿着道袍，与臣子们一起舞文弄墨、品茶弹琴。

对于宋徽宗来说，北宋作为文治帝国，权力的运行逻辑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就使得皇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约，为了获取更高的权威以震慑儒林和知识分子、抗衡官僚集团，因此宋徽宗从内心深处，或许也试图通过对道教的扶持，和对自诩为“教主道君皇帝”的自我加持，来形成面对儒家和士大夫群体的更高权威，从而为自己统治北宋帝国塑造神化的光圈。

为了扶持道教，宋徽宗甚至在即位的第八年（1107年）宣布打压佛教，下诏宣布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到了大观四年（1110年），宋徽宗又下诏严禁士庶拜僧，后面还要求将佛教中诋毁道教和儒家的书籍全部焚毁；到了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甚至命令将佛教纳入道教，并将佛陀贬称为大觉金仙。

在朝野上下的非议下，到了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无奈宣布恢复各个寺院，由此可见尽管有最高权力的加持和打压，但佛教此时已在朝野内外根基深厚，中国历史在经历此前三武一宗灭佛（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主持的灭佛运动）之后，佛教此时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因为此时的佛教，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和儒家士大夫的共同信仰，其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对于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度都远超从前。

只是宋徽宗仍然痴迷道教，就在1126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前，宋徽宗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道教第30代天师张继先从江西龙虎山来东京城（开封）帮他抵御金兵，张继先自然不会腾云驾雾，眼见左盼右盼不来，金兵攻势却越发凶猛，宋徽宗又想出歪招，让道士郭京施法，试图以“六甲神法”破敌，最终骗子郭京仓皇逃遁，开封城破，到了1127年，金兵将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以及皇室宗亲、王公大臣、技艺工匠、百姓男女等共10万余人押解北上，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变”。

后来，在被金兵掳掠北上途中，宋徽宗曾经在《眼儿媚》中回忆旧日的帝王生活和东京城（开封）的往昔繁华：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宋徽宗《听琴图》，宋徽宗将自己身着道袍抚琴的样子描绘了下来。

4

尽管在民间和士大夫群体中越发深入流行，但北宋皇权和李唐王朝一样，对于佛教的冷落，也使得佛教僧众必须为自己在现世的生存做出妥协。

佛教东传进入中国时，僧人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试图抗衡皇权，但在李唐王朝的打压下，佛教僧众开始认识现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琳和尚起初在李世民面前骄傲自信，后来被李世民打入死牢后，立刻低头认错改称李世民为观世音菩萨。

到了宋徽宗初期，佛教僧众的身段也不断放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佛教的《禅苑清规》就提出了“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的口号，而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首先是要遥祝皇帝“圣寿无穷”，然后是祈愿地方官员“常居禄位”，最后才是感谢佛祖“法乳之恩”。

而经历晚唐唐武宗灭佛，和五代十国后周世宗灭佛的相继打击，佛教僧众也开始了自我革新，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主张僧众也要耕作劳力，以为国家减轻负担；二是在意识层面开始向皇权靠拢、寻求政治庇护；三是与儒家士大夫积极接触，从而加速了儒释两家的融合。

如果说宋代佛教的这种表现，是基于政治的高压和现实压迫的话，在主动层面，面对两宋之际帝国危亡的境遇，当时的禅宗领袖宗杲，则主动提出了基于爱国主义的“忠义心”，认为只有秉持“忠义心”，僧众才能成佛拥有“菩提心”。

宗杲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抗金名将岳飞遇害于杭州，当时，作为宋高宗和秦桧联手炮制的冤案，南宋上下除了韩世忠外，无人敢多言一句，就在此时，作为当时杭州径山寺主持的宗杲禅师挺身而出，不顾性命安危，激烈上书为岳飞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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