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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拈花一笑)-佛祖拈花一笑的下一句
儒家,佛教,禅宗(佛祖拈花一笑)-佛祖拈花一笑的下一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佛祖拈花一笑(佛祖拈花一笑的下一句)
一番改造设计,他拿出了一幅后来被称为“太极图”的神秘图案。
在为此写作的《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写道: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生于公元1017年的周敦颐,恰逢中国道教的高光时刻,他出生前九年(1008年),宋真宗命人伪造“天书”进献“祥瑞”,开启了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天书政治”(1008-1022年),恰逢出生在这种时代氛围,道士们横行帝国,在君王的热宠下“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这使得周敦颐受到了深刻的感染,所以,研读《易经》是他终生不渝的爱好: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间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作为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自从东汉末年兴起后,发展一度落后于佛教,但进入唐朝后,由于李唐皇室尊奉太上老君、老子李聃为远祖,在皇权的自我神化和有意扶持下,道家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君王的座上嘉宾。
经历五代十国的动荡后,北宋建立后始终无法攻取幽云十六州,相反到了宋真宗期间,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大军甚至频繁南下,1005年,在兵临城下的辽军威逼下,北宋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无意中开启了宋辽两国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
但宋真宗总觉得屈辱,于是,在自我麻醉和沉醉中,他开始命人伪造各种谶纬和祥瑞,试图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而作为帝国的笔杆子,本来就对老庄哲学抱有好感的儒生们纷起研究,于是,在宋真宗时代出生、在宋仁宗时代成长的周敦颐,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儒家的代表,即将与道家产生出怎样剧烈的碰撞,而那副经周敦颐之手改造设计、看似简单、却奥妙无穷的太极图,即将深刻地影响此后1000年的中国和东亚文化圈。
▲太极图在宋代经由周敦颐的改进,是儒道结合的果实。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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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好友周敦颐贯通儒道两家的研究,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在开封城中,与周敦颐进行了一番探讨,但比周敦颐小4岁的王安石,显然更倾向于佛家禅宗的妙理。
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时尽管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仍然在位,但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新政已然风雨飘摇,不得不离职去位的王安石,开始了与禅宗的日益亲近。
有一次,在与禅师慧泉谈话时,王安石问起“拈花一笑”的原始典故由来,慧泉禅师也不知出处,这时王安石回忆说,我当初在翰林院时,曾经偶然见到一本珍藏在皇宫的《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里面记载了“拈花一笑”的详细故事,莫非这就是原始出处?
拈花一笑,说的是有一次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大梵天王率众人将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了佛祖,佛祖拈花示众,众佛全都默然不解含义,此时,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然一笑。
于是释迦牟尼当众宣布说,我有一部超脱生死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处难以言说,我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授予摩诃迦叶。
然后,释迦牟尼将自己平常所用的衣钵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拈花一笑”之后,“衣钵真传”的典故由来。
那时,在政治失意之后,王安石退隐山林,“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时时以问禅论道安抚内心,在《渔家傲·隔岸桃花红未半》中他哀叹说:“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
在无限失意中,禅宗给了他极大的心灵慰藉,王安石同时代的前辈张方平(1007-1091年)对此总结说,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释氏,指的是由佛祖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再细化来说,是由唐代的禅宗六祖慧能将佛教中国化后,所演绎出来的禅宗。
眼见变法大业陨落,王安石后来在《南公子》中写道:
嗟见世间人,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沉沦。只是从来认识神。
作么有疏亲,我自降魔转法轮。不是摄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从来倡导积极入世的儒家和知识分子们,以王安石为代表,面对北宋孱弱的国势和改革受挫的困顿,开始了与禅宗日益深入的交流。
对此,现当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
“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
尽管儒家倡导积极主动,但现实却总有困顿,这就使得关注自我、关注心性的禅宗极大地触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儒家来说,孔子所倡导的关注当下和现实,存在着几个系统性的缺陷:
首先是对于死亡的关注,孔子倡导“未知生,焉知死”,主动积极入世,但这却使得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于死亡,和生与死的系统性思考,这就使得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构筑了宏观生死体系的佛教开始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视野。
而佛教从初唐开始的中国化,以及随后禅宗的诞生,使得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开始向佛教寻求哲学系统的知识补充,于是,儒释道从中唐时期开始,即将开始暗流涌动的碰撞与融合,而这种儒释道融合的真正实现,将在宋代有赖于一众思想大咖的不断探讨碰撞,才得以磨合前行。
▲宋代党争的残酷,使得儒家士大夫例如王安石,纷纷向禅宗寻求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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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安石的政治死对头,司马光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当时禅宗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流行,在《戏呈尧夫》中,他如此描绘同时代人对于佛法禅宗的热衷:
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
顾我何为者,逢人独懵然。
羡君诗即好,说佛众谁先。
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
对于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禅宗的热衷和痴迷,经常听得一头雾水的司马光很是懵圈,于是,懵懂中他认为,最早开始将禅宗融入诗文的,恐怕是唐代的白居易(白乐天)。曾经写下“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的白居易,晚年信奉佛教,写下了诸多禅诗。
而从安史之乱以后,以道教治身、佛教治心,是唐宋两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流行的趋向,对于他们来说,禅宗对于内心、自我和心性的关照,触及到了儒家未曾观照的深刻领域,于是,治世的儒学日益冷落,而治心的佛学却日益崛起。
对此,苏东坡颇有感悟。
由于反对王安石新政变法中出现的弊端,被作为变法党人政敌的苏轼,在本应仕途大好的年纪却屡遭贬谪,最远甚至被贬黜到了海南儋州,而在43岁那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中,苏轼更是被逮捕下狱达103天,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求救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这才免于一死。
在生命垂危的边缘,这位不世出的才子开始与佛道产生心灵的碰撞,他后来给自己取号铁冠道人,又用佛家术语自称为东坡居士。
在乌台诗案幸免于难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党争的无情、政治的残酷,使得他在《临江仙》中自我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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