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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地图)-经天纬地)-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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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经天纬地地图（经天纬地：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 台北故宫藏明万历《北京宫殿图》（约1596年）。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枢，宫殿、衙署又是君权和中央权力的象征，因此都城图在中国古代城市图中占的比重很大，元明以来的都城图都具有通过夸大的宫殿比例来表现皇权至高无上的特征。

经天纬地

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撰文、供图/席会东

经天纬地

中国古代地图反映了历代中国的大地观测、疆域开拓、政区划分、江河治理、用兵作战、城市营建、交通开辟等历史实践，是中国历史的时空缩影，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而中国古代地图的测量方式、绘制技法、方位视角、符号体系所具有的鲜明东方文化特征，又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独特反映。且让古地图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尘烟，进入奇妙的时空隧道，领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

■ 台北故宫藏明洪武《南京至甘肃驿铺图》（1398年）甘肃静宁至兰州段。

我们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以图像和影像资料来获取信息的“读图时代”，而中国古代地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画法独特，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更是值得我们细细研读。它们既是中国历代王朝管理疆域、划分政区、治理河道、用兵作战、营建城市、巡游出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历代学者士子通经明史、著书立说、传承学术的有效手段，还是商贾经商旅行的参考工具。

按照绘制内容的不同，中国古代地图分为疆域政区图、河渠图、军事图、城市图、交通图以及天文图、风景图等类型；按照载体和装帧的不同，又可分为木板图、帛本图、绢本图、纸本图、碑刻图、绘本图和刻本图、单幅图和图册等形式。

历代政府、文人学者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要编绘者，其内容类型与历代王朝的施政重点和文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绘制时，多采用传统形象画法，辅之以大量文字注记、题跋和图说，具有图文并茂的特征。

■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宋《华夷图》（1136年）拓片。

宋代以前的地图主要以墓室壁画、出土图版、石刻图碑的形式传世，宋元地图则主要以刻本插图和石刻图碑的形式流传，明清以来绘本地图大量传世。现存价值最高的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清代的内阁大库、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军机处等机构之中。清朝覆亡后，明清精华舆图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平图书馆所继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图在王朝更迭之际流散到民间或是海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含大量古地图在内的北平文物先后因抗战南迁，其后又因内战而分藏两岸，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时至今日，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它们共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中国古代地图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还是中外地图文化交流的硕果。中国古代地图的影响和存贮都并不局限于中国，一部中国古代地图流传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国本身的世界意义。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方面的态势是西入东传，地图文化也是如此。一方面，从唐代开始中国地图大量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推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地图的发展，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文化圈”，共同反映了东亚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另一方面，蒙元时期伊斯兰地图经由波斯和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使中国地图对天下的描绘超越亚洲涵盖亚欧非三大洲，促成了明代“混一图”系列天下图的编绘。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欧美各国的传教士、使者、学者先后来华，推动了东西方地图的双向交流。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耶稣会士将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坤舆万国全图》、《皇舆全览图》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的编绘，而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和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在中国地图基础上，分别编绘《中国新图志》和《中国地图集》，促进了中国乃至东亚地理知识和地图编纂体例在欧洲的传播。

■ 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公元前181～168年）。

体国经野：古代疆域政区图

疆域政区图是描绘一个国家疆域政区范围内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地图，在中国古代统称为“舆地图”。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政区复杂，迟至唐代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政区图造送制度，以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全国疆域政区的最新情况。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疆域的象征，也是王朝中央和地方施政所依据的重要资料。因此，疆域政区图也就成为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代地图。按照表现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天下图、全国总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

疆域政区图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疆域政区的变迁息息相关。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疆域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阔的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管理，是疆土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措施，而对于国家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的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区划。为了解国情，有效地管理王朝的疆域和政区，历代政府都较为重视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运用，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存贮制度。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再加上年代久远和战争造成的图籍损毁，致使疆域政区地图流传甚少。

■ 北京博物馆藏清乾隆铜版《乾隆内府舆图》（1761年），系对全境进行实地测绘后，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和经纬投影技术绘制，书写了世界测绘史和地图史上辉煌的一页。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图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木刻和帛绘局部图，以《秦国邽县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代表。西晋时期的司空裴秀曾按照“制图六体”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唐朝官员李吉甫和贾耽曾分别绘制过《十道图》和《古今华夷图》等大型疆域政区图，但这些地图都未能流传至今。宋代以降，因科举制度的普及、读书人通经明史的需要和边患危机的加剧推动了地图的编绘，而印刷术的普及、地理学的繁荣与教育的推广则促进了两宋地图的普及和传播，因此有不少碑刻和雕版刻印的宋代疆域政区图流传至今。宋代的疆域政区图既有重在表现两宋王朝疆域政区的《九域守令图》《禹图》《理图》《舆地图》，又有重在表现华夷观念的《华夷图》，也有《汉西域诸国图》等历史地图和表现辽、西夏等民族政权疆域的《契丹地理之图》、《西夏地形图》。蒙元王朝统一中原汉地和草原游牧地区，不再强调“华夷之辨”，“混一图”取代“华夷图”成为当时“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由于蒙元时期欧亚大陆交通大开，伊斯兰学者大量来华将伊斯兰地图学知识带入中国，波斯学者扎马鲁丁所制作的圆形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的《广轮疆理图》等在中国地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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