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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意义(洋务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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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缺乏战略目标。弄这么大一摊子事，建这么多的工厂，培养这么多的学生，最初的设想竟然就是造16艘军舰，建两支海军军队；等到16艘军舰造出来，那就“船政成功”了，等海军建起来，那就“成军”了。这个时候他们竟然会思考这么一个今人看来荒唐的问题：既然已经完成了造舰的目标，这个机构是不是就可以关掉了？既然海军已经“成军”了，那么是不是财政上就可以停止继续投入了？1874年真的有很激烈的争论，认为船政可以关掉；1881年，户部也停掉了北洋海军的财政投入。下一步做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平行发生，两国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这个分岔路口出现在哪里？

陈悦：最大的不同是明治维新背后的那批人：长州藩和萨摩藩是两个巨大的强藩势力，天皇只是个傀儡。我一直思考为什么这两个强藩这么有眼光。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跟荷兰人发生过交集，与外界交往的底蕴可能比较深。

明治维新有很迫切的生存亡的危机感，这与清朝不一样。黑船事件后日本还犹豫过想保留旧制度，真正变得激进是在下关战争以后。下关战争中，四国联军把日本最强悍的这两个藩都给收拾了，这两个藩本身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主力，被洋人打败之后很快瞬间变成了特别激进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日本发展的力量。日本认为自己到了生存亡的地步，就会很深地去改革和颠覆自己，整个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欧洲国家，“脱亚入欧”。清王朝没有这种危机感，不认为自己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有什么问题。

日本的激进也伴随着野心，扩张的野心。它的战略家有整体的亚洲和世界秩序设想，这其中包括了进军大陆，包括了融入世界秩序，还包括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超克。这种野心的发作让它迅速变成一个欧洲式的国家，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里去，先来改变日本国家自己的命运，然后再从这个新世界秩序内部去超越它。它的国家战略有很理的谋划，其中包括了很邪恶的战略，就是扩张和侵略战争。

福州船政遗址内，清朝学员学习建造轮船的复原场景

清没有准确的中央战略在引导什么，洋务运动这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纯粹靠各地总督的自我发挥。在发挥的过程中，他想要突破一个什么天花板，一个什么障碍，他就上奏，突破不了的，这件事就被否掉。一件事能做多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偶然。我们属于自发生长的近代化，目标就是为了开放和防御，仅此而已。清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如何把自己放置到新的世界秩序里去。他想维持旧秩序，就是“天下”，就是中华文明圈和它的藩属国。日本本身居于中华文化圈的一个边缘位置上，突然间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外力，它发现跟着这股外力走可以先把清朝颠覆掉，最后自己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中心。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人把我们的国门打开了。我们看到了威胁，也感受到了耻辱，但我们和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与中日当时在东亚秩序中的不同心态有一些关系：中国本居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这个秩序还在正常运转，它对自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不需要再去干事，只想赶紧把这些西方人送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也都是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一夜之间要让他们全盘否掉它，彻底自我改造，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这得要有什么样的勇气？几乎是要不惜发生革命或内战的勇气。日本本来边缘，从来就没有姿态，反而在被威胁和受羞耻的时候看到了一种希望：改到另一条路上不仅不会有太大的转轨成本，而且还可能有新的希望。

秩序的崩溃

三联生活周刊：甲午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天朝”的崩溃是怎么开始的？

陈悦：当日本开始学着西方来跟清朝签条约时，要命的事情开始了。现代国际法，也就是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西方国际法条约体系，有一个前提是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日本找朝鲜签条约，找中国签条约，这一签就签出事情来了。

朝鲜一开始不愿意跟日本签，日本就策划“江华岛事件”把朝鲜打了一顿，逼迫朝鲜签。签完之后，清朝的藩属国朝鲜就跟日本是一个条约上平等地位的国家了。然后日本又跟清朝签约，这就等于日本跟清帝国也是平等地位。“天朝”的秩序从日本的角度看，就已崩溃。

中华文化圈的世界规则是藩属制。当还没有第二种知识进来的时候，它是维系着东亚世界的一个被认可的秩序。这个秩序靠文化向心力把大家团结起来，万邦来朝靠的不是武力。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秩序：你只要承认自己是文化圈的一分子，承担各自的义务就行，并不强加给你什么事情，你不像话了就视你为蛮夷。这个联盟之间没有契约这种东西，这就与条约体系不对称了。日本与朝鲜签约，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挑衅我们与朝鲜的关系：在国际上，朝鲜到底算你的什么？它是个独立自主国，还是你的藩属国？我们如果应答得有漏洞，日本就以独立自主为由来发动战争。

威海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内，《马关条约》签订时的复原场景

我们当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人，大量是那些没有官场政治话语权的留学生，这是跟日本最大的区别。日本去美国的镰仓使节考察团，初到美国时，也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的恐慌状态。这就是面对一个新世界时的那种状态。我们也在同治五年（1866）派出了一支级别很低的临时出访欧洲使团，三个多月后回国。负责使团领导的仅仅是一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等级太低，没有什么话语权，回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也不会改变谁。实权人物都不了解条约体系是怎么回事，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像郭嵩焘那样的实属罕见，但他的地位其实也不高，只是三品外交官，左右不了政治层面的改革。甲午战争对严复打击很大，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之前在北洋水师学堂做教员。1895年后他在报纸上连着发了多篇文章疾呼制度问题，后来又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我想他发现还是得走科举仕途这条路才能有话语权。那个时代他内心是很痛苦的。

三联生活周刊：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如何理解我们，我们又如何理解日本？

陈悦：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中国文化对东瀛岛国的影响还是深远的，体现在日本上层人士的文化素养中。很多日本文人能够用汉字笔谈，可以使用汉字和中国外交人士诗词唱和。那时日本还没有走上“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

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人把我们解剖得很透。日本军队当时打入东北，有文字记载，他们到处贴布告，名义叫《告十八省豪杰书》。这个《告十八省豪杰书》的大致意思是说，大明王朝亡了好几百年，我们还很想念它；清王朝的政权来得不正当，现在我们要替天行道推翻它。这跟李自成起义有什么不同？日本人当时已经有了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安排了很多日本间谍。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建立在“天朝”秩序上，用这种心理攻势是有效果的，让老百姓支持日本军队入驻中原。有老百姓家门口就贴白旗，上面写“大明遗民”，还有老百姓帮着日本人搬运物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确很难受，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更多老百姓的国家观、世界观还停留在古代状态，而日本人实际已经完成了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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