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洋务运动的意义(洋务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日本,北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意义(洋务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李鸿章办北洋的方式，后来称之为“买办一派”。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支舰队付出太过高昂的代价，直接买来就行了。北洋海军完全是靠买的。李鸿章的理由是，同样一种等级的军舰，国产的造价会高于欧洲好几倍，前期需投入大量建设成本，资金难以支撑。到后面确实也很缺钱，整个农业帝国的财政体系撑不起这种大面积的工业化。
清朝官员还没有多少跟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经验，对国与国之间如何交往不太熟悉。这其中，商人买办发挥了作用。李鸿章的幕僚里有盛宣怀，左宗棠的幕僚里也有买办，比如胡雪岩，他们有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签合同、定条约这些，都用的是他们以前和洋人做生意时打交道的方式。这些商人把商业思想灌入到洋务建设里，这其中有对等的关系。
古代治理系统
三联生活周刊：财政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农业帝国的财政是如何运转的？
陈悦：从建近代海军始，就存在经费从哪来的问题。开始是海关税务司从关税里出这笔钱，从中每个月给福州船政和北洋海军拨银两，每年5万两银子。到沈葆桢离开船政的时候，1872年到1873年，海关税务司已经开始拿不出这些钱来了，1876年《烟台条约》以后才又有了钱。
农业帝国的财政是量入为出，基本上没有盈余。财政规模一年是2000万两，有2000万的收入，就有2000万的支出，一笔一笔对应得非常好：这笔钱是给八旗的，那笔钱是给绿营的，这笔是内务府的，那笔是各地办公费，就是这样子，额外再出一点钱很麻烦。清朝财政制度也是洋务运动和工业化的一个局限。
三联生活周刊：洋务运动也得到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吗？
陈悦：当时中央财政很弱。它出钱的方式是，从地方财政每年担负上缴国库的额度中，允许自己留一些钱来做这个事。中央财政不会直接从国库中单独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后来南北洋海军每年财政投入400万两银子，并不是说从国库给他们400万两银子，而是分解到各个省的“协饷”，比如江苏省每年本来要给朝廷缴税40万两银子，从明年开始，只需给朝廷交35万，剩下那5万送到天津给李鸿章。
购买铁甲舰“定远”和“镇远”的钱一大部分是福建省出的，不够的部分有的是去安徽劝募，请有钱的商人朋友出一点钱。又比如，福州船政造了这么多军舰出来，每一艘军舰的运营也是一大笔开支。那就把军舰送出去，今天河北要一艘我就送一艘去河北，这艘舰就归河北用，舰上人员的工资也由河北来发，船的所有权还归船政，但使用权给河北，这样来分解一点负担。还有南洋与两江之间协调，两江从海防经费中协助南洋一部分经费共同来完成这条船，两江出一部分钱来买材料，南洋这边出的人力就不收取费用了，就是这样勉强应付着。船政一直不是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每年有财政投入，核算成本和开支，没有盈利的冲动，也没有生产目标，造不出来也不追究责任。
近代海军的建立其实没有什么“激励机制”，实际靠的是这些重臣们刚开始那种对朝政的担当意识，出于对国家海防的热心和责任心。不做事不会有一点问题，但一旦要做，就要面对各种问题，产生各种成本，还有很多人说闲话和反对。创造出来实际又与个人没什么关系，还需要承担管理和运营成本，协调解决财务问题。造船的动机，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
江南制造局在甲午之后做了一个改革，当时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两江总督把江南制造造船的那部分划出去，生产运营一概不再管，特批它可以去承接商业订单，每个月上缴一笔租金。如果它有盈利，管理者能分配利润；国家若有造船修船任务，你要承担。这有一点像国有企业改革，改成了承包制。洋务运动的几个造船厂最后只剩下了这一家，叫江南船务，不是制造局的，后来分家出去的。它真的赚到了钱，一直到民国仍然很有活力。
三联生活周刊：沈葆桢、左宗棠与李鸿章做事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陈悦：这两边的对比我心里也很感慨。我把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投入，跟左宗棠建船政的投入做了一个比较，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左宗棠、沈葆桢建船政，到1874年“船政成功”为止，8年时间总的投入是500多万两银子，不到600万两。这500多万两银子的回报是6艘军舰，但有一个船厂，更关键的是他学到了技术，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这种影响的持续是不断延伸的。
李鸿章建北洋海军从1875年开始，按到1888年为止算，它砸下去的钱是2000万两，得到的回报是25艘军舰和威海军港、旅顺军港，在甲午海战中基本上就没剩下什么了。福州船政更希望做成一个工业体系，虽然后来没有成，但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和它的教学模式后来辐射到全中国。近代中国的海军教育都是从船政学堂的模板复刻出来的，天津学堂、威海学堂、江南学堂、广州黄埔学堂，老师也大多是从船政这里出去的。船政的成效缓慢，短期内感受不到它对社会的影响，更不用说思想家的广泛影响，但长远看，它的影响是持续的。后来船政学堂的好学生基本上全去了北洋，沈葆桢也很豁达，李鸿章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给他输送什么样的人。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地方观念不是那么强，是看整体的；李鸿章更注重集聚自己的实力。
福州船政遗址内，1867年修建的国产蒸汽机生产车间，一直沿用到2006年搬迁
对于沈葆桢来说，他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家庭背景和他的个人格都影响了他的行事风格。但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健康问题。他个人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在他当到了江西巡抚的时候，已40来岁，一直受哮喘困扰。他内心认为自己做到巡抚已是人生的巅峰，无需再去追求什么了，最好的结局是回老家侍奉父亲尽孝。他的进取心不强，也没有扩大势力的心思。正是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他什么样的破格意见都敢提，皇帝不高兴让他回家，他也就回家去，没有什么事情要瞻前顾后。所以他认定了是对的就会去做，反而有很大的空间。
左宗棠早期也有类似的这种风格，他也没有想过要弄一个团队集一个班子来聚集势力，很敢放手去做事情。在清朝的普遍政治氛围里，也只有洋务运动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杰出人才。按清朝帝国的那种标准来看，左宗棠是没有资格当高官的，他是举人，连进士都不是，进士是清朝高级官员的门槛，他一直没考出来。太平天国战争中，他因军功被曾国藩破格提拔上来，居然当到了总督，对他个人的自我想象来说，已再没有什么欲求和野心，人生的奢望已经超额实现了。他也是无欲则刚，认准对国家有利就去做，不用去考虑什么官场地位。相比之下，李鸿章复杂一点，他时刻关照着自己的位置，一件事可能会动摇位置，他不一定敢去做；毕竟他羽翼太多，他要一动，下面跟着他的这一大班子淮军兄弟可能都要出事情。
历史的十字路口
三联生活周刊：许多历史著作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对比，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中央集权，而中国的失败在于它的地方。
陈悦：日本全国的海军是一体化的，反而清朝是各个省的督抚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这是我们国家古代的一个治理传统：天子雄慑一方，地方各管一域。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跟日本打仗，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治理的方式：清下令，日本人进犯，李鸿章调动北洋的海陆军队去跟日本打仗，其他沿海各省负责坚守港口，防止倭寇的舰船驶入，若有驶入，迎头痛剿。这场战争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带部队去跟日本打，这是很明确的，责任是落实的。总督这个官员本来也有用军事力量来承担国家安全保障的责任，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仲裁者，他不会提战略然后主导推动一件什么事，古代中国就没有全国总动员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很厉害了，朝廷也就是调集几个省的兵力来一起做一件事情。
上一篇：台湾雅虎(台湾雅虎拍卖)
下一篇：返回列表
相关链接 |
||
| 网友回复（共有 0 条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