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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意义(洋务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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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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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洋务运动这段历史的意义也许在于：我们需要真正地思考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陈悦

本文是对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陈悦的专访。

其作始简，其将毕巨

三联生活周刊：洋务运动最初的关切是什么？是如何开始的？

陈悦：通常把1861年成立总理事务衙门视为洋务运动的起点。这个时间点上，中国人开始静下心来承认有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之前我们不愿意去承认在我们的“天朝”制度之外还有别的制度。即便如此，我们对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仍然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洋务运动最迫切的命题是中国怎么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最后归结到要解决具体的海防问题上，海防问题又归结到器物层面，也就是坚船利炮上。那时还没有看到，支撑坚船利炮有更大的体系，还只是一个军事行为，以国防目的为主。海防的需求跟是一致的，所以能够被允许。

首先要解决的是购船。最开始江苏巡抚委托美国人亨利·华尔到美国去打听如何买船，这件事情半途而废。然后总理衙门海关税务司赫德提出来，让李泰国去英国购舰，组建阿斯本舰队。至于船来了怎么开，不懂；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签合同，也不懂。但有了第一步，下一步总能摸索出来。洋务运动就跌跌撞撞地这么开始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我们看到的是船，但不知道到达我们海岸线的船后面其实是整个西方的体系。那么从引进船这么一个小小的点开始，怎么引发了后续所有的改革？

陈悦：我研究北洋海军，发现近代海军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军事史，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扇门。这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事情从而通向近代化的一扇门，其他领域在当时的中国是走不通的。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江南制造局，最初没有立刻造船出来，而是做军火。李鸿章本人对于造船拿捏不准，感到它的构造太复杂，造价会很高。真正破题的是左宗棠。1866年他在福州马尾建造船厂。当时他在折奏里写，他已经对此做了三年前期准备和调研，想到的办法是引进西方技术，能自己造船，这样就能永久地解决船的问题。左宗棠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叫“权操诸我”，与沈葆桢是一致的。左、沈二人想到的是，引进外国东西时主动权得在自己手里，不能以外国人为主，与外国人的关系只能是雇佣关系，所以他们会想出与外国人签合同这个办法。船政就是这样开始的。左宗棠还考虑到，我们要有人能开船，要有人能来管理船厂和造船，这就是教育的部分。

福州船政启动后，曾国藩有点着急。他在1867年也开始造船，很快造出来一条船。曾国藩上奏朝廷，说我们造出了一条船，之前没打报告申请是因为还不确定能不能成功，现在我们成功造出来了中国第一艘船，中国的自强之道始于江南。最开始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是两家争先恐后的一个态势。这两家把船都造好后，又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有一支海军。1870年，曾国藩上奏清廷，把船编练起来变成一支舰队使用，近代化又从一只船扩展成了一支部队，这又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朝廷任命福建组成了一支部队叫“轮船”，上海那边叫“江南轮船”，两支舰队开始编制。

左宗棠说要有教育，要办学校。这一揽子计划随着船政批准也得到批准了，创办的就是船政学堂。这在中国教育体系里是颠覆的一件事，相当于为年轻人开了一条有别于科举的新道路，而且国家允许它存在，能够光明正大地去学西方的知识。船政前学堂和后学堂的意义就是开眼界，青年人真正地接触到世界。洋务运动30多年，整个发展始终是沿着海防这条线走，走出了很开阔的空间。到了1874年，日本人居然入侵了台湾。我们调整了南北洋海军战略，北洋大臣建一支舰队，南洋大臣建一支舰队，后来就有了北洋海军这一揽子的事情。

为了沟通整个沿海的通信，电报线的架设也开始了。当时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是马尾到福州的电报线，也是应1874年时的需要。1874年遇到一个问题：当时的台湾电报发过来很麻烦，要用船送到福州省城，到了省城之后往北还得用船送，在战争中讯息传递跟不上。电报线就这样架设起来了，后来台湾海峡的海底电缆也铺起来了。

衍生出来的企业也一概都是应海防需要。在福州船政这边，刚开始造船是用木头造，后来又用金属造。造金属船就遇到一个问题：船的钢板铁板从哪来？这就要开矿，要有炼钢厂、炼铁厂，这样的事业就出现了。船需要烧煤，那么就开始采煤，在台湾的基隆就有了使用机械的煤矿，北方就有了开平矿务局。过去对洋务运动有一种总结，说它是先求强后求富，因为求强需要花到大量的资金，因此需要办近代化的工业企业获得资金。实际上，他们后来建许多工厂都是围绕着解决船的问题展开的，那时还没有思考过盈利和求富，还没有资本主义的思维，求富依然是靠海关税收来做的。

福州马尾造船厂

修建铁路也是。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线被认为是中国在铁路事业上走出的重要一步，实际上也是因为北洋海军需要煤。从唐山开采煤之后，用传统方式无法实现这么大规模的运输，最高效的就是建一条铁路。一切就是这样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中建立起来的。

兴办的海军学校创造了更多奇迹。它们培养的学生后来成长为两类人：一类按照学校的培养目标学成后做了工程师，为我们国家设计军舰和轮船，或者当了海军军官，比如邓世昌。还有一类孩子进了学堂，读了许多英文书、法文书，学通了，被送到欧洲去留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看更多的西方书籍，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发现，我们的落后不是单一的海军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对西方的城市、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学生的思维活络起来，开始思考更多的事情。严复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代表。近代海军学校一方面培养了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各个领域的火种，这些火种是近代化变革的火种，比如詹天佑和李四光。研究近代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履历你会发现，他们多多少少跟“海军”这个词有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围绕着造船、开工厂和建海军，是不是还创造出一些新的组织方式？

陈悦：福州船政有很多开创。它与外国人的合作方式是合同制，即船政与外国人个人签合同，而不是与外国签合同，沈葆桢和左宗棠有“权操中国”的理念。马尾当时开了一系列车间，但凡船上用到的东西，都对应有一个机构能制造：需要铁就建铁厂，需要炮就建炮厂；船上有欧式指南针，那就建一个仪表钟表厂；船上锅炉里要有耐火砖，那就建一个车间研发耐火砖的生产；船最内核的部件蒸汽机也是自己设计制造的。从1866年开始合作，1873年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中国人能自己设计和制造蒸汽机，这在当时不可思议，都是之前十年中国人还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一群工匠集合到一起，跟着十几个从外国来的、在他们自己国家算底层的外国技术专家，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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