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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on(competion怎么读)
美国,中美关系,美方competion(competion怎么读)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财经》：这种巨大的国内压力是否会为美方参与此次会晤带来影响？
刁大明：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可能会让美方比较着急，对中国有所需求，这也是为何拜登早早出台《临时战略方针》(Interim Strategic Guidance)，在气候变化、伊核以及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态度。
《财经》：中方应该如何应对美方面临巨大国内压力的这种心态？
刁大明：我个人认为，既然美方比较着急，中方就不用着急。此次应邀与美方会面，不仅展示中方对中美关系重视，也展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来促进中美关系的长期一贯积极态度。中方应该有一个不急不躁的心态，中方对未来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即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中方不太可能期待通过一次会晤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但如果能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开始。
中方强调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即中方不接受拜登以接受特朗普留下的遗产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开局，拜登不能默认特朗普留下的这些贻害。
过去一段时间，拜登只是在对华政策某些小的具体领域进行微调和稍许放松，例如，Tiktok、微信、孔子学院，算是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对另外一些问题进行审查，也许未来的情况是继续，或者改变，是否改变以及改变多大值得关注；当然，拜登在有些方面没有再进一步，不继续做负面的事情也算调整。
这个状态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国内压力大，对华一有动作就受到批评，所以拜登要进行战略“忍耐”。另一方面，从双轨博弈来看，是国内压力大造成他不敢大幅调整对华政策，还是借助国内压力与中国讨价还价，这需要搞清楚。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双方在具体行动方面能够更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的共识，缓和两国关系，实现比较稳定局面，双方步子要迈得大一些，如果能够如此，那么此次会晤还是非常积极的。
《财经》：此次会晤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会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
刁大明：此次会晤可能会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一个是为两国领导人未来对话创造条件，另一个是，对具体议题对话、机制和非机制沟通创造条件。如果能达成共识将保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是挑战，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任重道远，如果中美能在这个时机，快速进行高层战略会晤并达成积极共识，这对全世界是积极信号。
两国可能在一些比较聚焦的领域有合作意向，例如，气候变化是比较重要的推进面，据外媒报道，两国气候变化团队已经会晤多次，如果在这次高层战略对话上能够推进，是非常积极的，这个事情美方有期待，也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国际担当。在伊核问题上，如果美国有积极态度，不仅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也符合中方的看法。在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可能涉及合作抗疫，例如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对疫苗等资源分配和互相认可可能有意向。还有在应对芬太尼问题上，美方也有需求。这些领域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也涉及公众福祉，如果有所共识，那么会是积极意向。对于上述问题，也可能未必在此次会议上就达成共识，但双方如果可以表达出充分的关切，就有可能进一步共同推进这些事务。
《财经》：会在备受关注的关税和中美人文交流领域达成积极意向吗？
刁大明：如果此次会晤能在战略意义上达成共识，未来可能在具体议题落实上有所推进。人文交流也如此，也许这次会晤会在大方向有说法，在民间和教育领域增加沟通，减少人为干扰，双方沟通时可能会提及留学生话题，会推进这个事情好转。
《财经》：虽然此次会晤释放中美两国寻求接触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特朗普时代鼓吹的“会晤无用论”仍然影响华府政治圈，你认为通过对话处理中美关系真的过时了吗？
刁大明：共识重要，对话本身也很重要。纵观中美关系历史，对话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增进两国沟通协调，并非美国国内一些政客所鼓吹的“对话无用论”，只看重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这种观点完全不懂中美关系历史，中美两国互动中很多成果和机制都是通过对话解决的，1955年-1970年期间中美进行了136次大使级对话，从日内瓦到华沙，话题涉及很广，包括美国在华战俘和在美华侨互相回国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等，这期间经历两次台海危机和中美苏关系变化，两国在这种关键时期保持不算低频率的有效沟通对话，当面锣对面鼓，即便不是每次都能谈出共识，也为两国进行积极互动的可能留下空间，因此对话对于中美两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国来说弥足珍贵。
美国强调结果导向、目标导向，不看说什么要看做什么，这听起来确实务实。从新中国外交开始，中国也强调信义，强调一定要兑现承诺的。问题在于美国要的结果是对谁有利的结果、是谁的目标，如果是单方面对美国有利的目标和结果，那当然对话无用，因为那不是平等对话，完全只是施压；如果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如果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利的结果，中方就可以努力去推进并实现。不能单方面要结果要目标，然后就鼓吹“对话无用论”，对话恰恰是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和目标的唯一方式。
《财经》：和“对话无用论”一样，很多特朗普外交理念仍在影响拜登，你如何评价到目前为止拜登对华政策，此次会晤后可能会作出哪些调整？
刁大明：一方面，拜登尝试沟通的意图透露出，他们希望迈出更大步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拜登在此前讲话中所表达出的意向，即特朗普对华方向没错，但政策是错的，这个错指的是对美国自身利益伤害大。拜登要改动的是对美国伤害大的政策，要看何时能调整，要看能否有时机让他调整。
另外，拜登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对中国更新版本的定位表述，只是说对华事务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虽然不再提及特朗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型国家”，但我个人感觉拜登变化不大，拜登也强调竞争，有过多种表述，例如，extreme competion （极限竞争）和stiff competition（激烈竞争）。以前提竞争的时候是竞争加合作，但现在提竞争是竞争不意味对抗，仿佛要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如果说特朗普强调的是没有限度的竞争对抗，那么拜登就是给竞争加个天花板（ceiling）。但如果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对合作轻描淡写，那么对抗就非常有可能，因为竞争很容易滑向对抗。
在外交领域，拜登要梳理特朗普相关政策，从布林肯的“美国人民外交”和沙利文的“中产阶级外交”来看，拜登和特朗普一样是内顾理念，要符合国内利益，而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要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政策调整时强化盟友关系，通过排他和选择多边合作强化美国能力，与主要竞争者竞争，而非单打独斗。但如今美国能力有限，不能给盟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只有通过强调价值观黏合盟友，盟友要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之间权衡，在利益不受损情况下可以坚持价值观，在利益受损情况下，若要继续推进，美国只能将其强化为利益受损也要维持价值观，这种情况下，就会升级为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抗。如何在与中国不冲突的同时，又要将中国渲染为让美国不多花资源又能团结盟友的所谓“价值观威胁”，这平衡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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