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拉动内需(拉动内需有哪些手段)
时代,本位主义,社会拉动内需(拉动内需有哪些手段)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人与物的关系变动中,我们明确看到:消费意识形态正是在由“自然生态规律”向“交换价值规律”再向“象征价值规律”的变迁中,步步为营地实践了从“人的需求”向“生产本位主义”的转变。显然,相比“人的需求”的主体能动来说,“生产本位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的消费呈无意识的被动状态,厂家商家有意识地对人的欲望进行了引导、调用和支配。这种被调用的欲望不再仅基于一种功用的或使用价值,而是一种象征的社会关系。具体来说,人满足了日常必需的“占有消费”以后,生产者、营销者总会运用各种策略去诱引消费者产生进一步的购买行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极力张扬“物”的象征社会关系。
加快商品的更新换代、推动新的时尚,已经成为今天生产者实现产销一体化的目标追求
首先,今天的消费已然超越了人的实用消费,而是一整套与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密切关联的意义消费。生产本位主义的消费控制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暗示意义链。就是说,当人们在购物和娱乐场所购买自己平时使用的消费物品时,消费物品除了有作为器具专门用途的意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消费者与物的关系意义,以及物作为商品之间的连锁意义。另外,物与物之间暗示的连锁意义可以用这样一个实例来加以说明。比如,购买了高档豪车(欲望A得到满足),它会暗示你该有一幢带有车库的别墅(欲望B),有别墅就隐喻着该有与之相配的豪华装修和装饰(欲望C)。尽管表面上A-B-C反映的是物物相扣的关系,但是其背后的推手却是厂商。这就好像买了一个超大的冰箱,人就不知不觉有填满食品的欲望一样,表现为物对人的无形支配。
其次,现代消费是地位和身份的有序编码。在消费中,“人们从来不仅仅消费物本身,而是将物用来当作突出你现有地位的符号,或者突出你想加入的某一理想团体、或参照某更高团体欲摆脱本团体的符号”。即“我买这个”,是因为它和我的身份地位相吻合;“我能买得起这个商品”则意味通过这一品牌的符号意义,我能走进较高阶层的群体;“我不买它”则可能表征我与某低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区隔,也可能是拒绝自团体的邀请。这些经常发生于人们身边的日常消费,都仿佛是出自消费者自愿所做的有序编码。这样一种消费品的等级系列及其不同人群的差异占有,是由生产设计者一手制造的,差异符号的消费塑造或彰显了人的生存等级。
最后,瞬间即逝、过眼烟云已经成为“生产本位主义”制约现代人消费的一把利剑。在现代社会里,生产的不断翻新已经使得商品更新换代的时间大大缩短。商品的时间价值随其使用价值的跌落而失去了意义。过去人们看中商品的经久耐用,如衣物穿破,缝补一下再穿;现在人非但看不见补丁衣物,在互联网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补丁软件亦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台电脑、一个智能手机好端端的硬件式样,由于跟不上软件功能的翻新二三年就不得不被抛弃和淘汰。加快商品的亡、没有东西可以永恒、推动新的时尚已经成为今天生产者实现产销一体化的目标追求。它迫使人们不断购买新的行将迅速“亡”的时尚品,实现的是时尚物品(包括科技物品)对人生活的支配和干预。显然,在鲍德里亚叙述的“生产本位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消费欲望、人的消费自主都是生产者激发、建构抑或塑造的结果。将鲍德里亚与三浦展的视角作比较,在消费意识形态方面我们读到的是,“生产本位主义”对“人的需求”意识的延展、揭露和辩驳。
在全面复工复产、拉动内需以及坚持改革开放理念的政策引领下,我们应持续在“第三消费时代”的道路上提振居民的消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时代,没有人可以绝对准确预计未来,包括预期社会未来的消费。不过,综合三浦展和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认为,在全面复工复产、拉动内需以及坚持改革开放理念的政策引领下,我们应持续在“第三消费时代”的道路上提振居民的消费。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我国现阶段依旧为生产主导型社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目前,世界范围内初步规定将人均GDP达2万美元看成是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标志,达到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中国2019年人均GDP为10276美元,刚刚首破1万美元大关,而从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为28.2%这一数据也能看到,中国百姓还需支付较大比重的货币去满足基本衣食住行方面的生存需要。虽然我们离高收入国家的消费阶段或门槛还有一定差距,但这是与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数据相匹配的,恰是处在“第三消费时代”位置。的确,我们今天已经不难在身边的日常生活中直接看到那些追求面子、体面的品牌化消费,他们不在少数且正处于数量激增的状态。但若考虑到地区差异、代际职业差异以及基尼系数显示的阶层差异等因素,据相关资料显示,人均GDP在5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占比近半,且存在2成左右的人低于5000美元。这部分人的消费认知及其消费能力是在第二和第三消费时代之间的。总之,以人均GDP指标去衡量,中国在疫情前正处在“第三消费时代”的起步阶段。
第二,经济下挫造成的消费降级,并不能证明中国会在疫情之后迅速走入理的以极简主义为导向的“第四消费时代”。相比日本,我国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同国家有力量迅速抑制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我国整个经济的恢复速度同样超乎想象。除去由生产厂商通过创新产品、商业广告和大众媒体进行塑造外,我们还有起绝对中坚作用的推动。中央及各级地方部门会通过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管辖、对商品流通市场的价格调控,以及通过对百姓消费需求的引导,积极投入到商品有形价值(使用价值)和无形价值(精神文化价值或符号价值)的编码和缔造。例如,2020年“中秋—国庆”双节的假日消费,国内各大旅游景点、娱乐场所、交通及酒店餐饮业迎来了疫情后的第一个有序不乱又提振经济的“报复消费”。假日的消费反弹本质上是疫情期消费受阻、消费压抑的重新释放。一方面,消费者没有选择就此沉寂,他们投入的仍然是此前业已习惯或一如既往的消费热情;另一方面,“反弹”背后的重要推手显然来自厂商以及相关机构。有报道指出,早在疫情后首个小长假即将来临之际,作为生产者的国家和厂商就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出台过各种促销优惠政策及疫情防控策略,寄予了提振国民消费的厚望。
第三,在“生产本位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下,人的需求受制于生产者的激发和“发包”。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今天身处于高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中的每一成员,一旦在认知上确认某些新产品、新时尚“是先进的”“是好的”等一类正能量的话语后,作为消费者再如何理都抵不过也无法真正放下内心的深层欲望;否则就意味着随时的落伍甚或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因而,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生产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很容易在消费者中达成共识,进而与人类社会持续发生着伴随关系。此外,在对比鲍德里亚和三浦展的消费观里我们看到,三浦展的“第四消费时代”的提出有其不能不为的社会背景解释,即“第四消费时代”仅仅是灾难和经济持续低落的特定产物。它并非是人的消费应该或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假使经济低迷是暂时的,那么“第四消费时代”的极简生活也会具有暂时。再有,如果极简的、低欲望社会被理解为人对“物奴役”的某种反抗的话,三浦展的“第四消费时代”其实是在呼吁作为“人的需求”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复归。如果真是这样,生产和消费链就可能出现诸多无法接通的矛盾。现实让人们明白:“有生产”就意味人“有工作”“有报酬收入”;而“有收入”必然要连带相对应的“消费”;反之,消费长期不畅甚或停滞,势必影响生产及人的工作和收入。这样一种生产带动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循环链条如何能在极简主义消费下得以破解。笔者认为,生产本位主义的消费意识形态更具现实意义,某些由经验提升的理论观点还待由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下一篇:返回列表
相关链接 |
||
网友回复(共有 0 条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