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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内需(拉动内需有哪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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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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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 周怡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停滞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重创了以往人们已经习惯的被橱窗商品展示激发的消费欲望及其行为。一方面，网购成为家庭或个体的主要消费方式，消费者的消费明显趋于简单、俭朴，表现为人的需求与物使用价值直接关联的本真回归；另一方面，云网络直销、快递物流、社区服务的介入使得市场服务呈现出别样景观。因此，这种特殊时期消费降级与产品服务升级并存的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疫情之后，人们关心这样的消费样态是否会持续衍生。如果有所延续，是否中国社会就进入了日本学者三浦展言中的以理和极简主义为标示的“第四消费时代”。

关于“第四消费时代”的思辨

在经济学视角中，消费就是“人的欲望—需求—购买物品”的简单过程。日本学者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中，围绕人与物的关系将日本的消费区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消费时代（1921—1941）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中产阶层享受摩登物品的西方化消费时代；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是以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为标记，整个日本社会普及和享用家用电器（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的家庭消费时代；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经济增长低迷，离婚导致的单身生活增多，追逐个化、品牌攀比成为第三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而第四消费时代（2005—2043）发生在消费者自身对“什么叫幸福”的反思，被喻为是“购物使人幸福”时代的终结。这个时期日本连续遭受地震，经济更加低迷，出生率低加之老龄比例加剧，理极简主义消费取代了人们对名牌向往的狂热，以断舍物欲、共享社会的价值观取代了第三阶段的突出个化的消费。显然，三浦展笔下的第一到第二消费社会的转换，是消费数量和空间范围上的改变；第二向第三消费社会的过渡，标示的则是消费由数量向质量（品牌）的变动，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如果说前三个消费社会都极富人对物的强烈欲求的话，第三到第四消费社会的切换却反映人对物的冷漠、低欲望甚或拒斥，是消费者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高端化”转向“简约化”，“品牌炫耀”转向“自我充实”。

中国与日本同处在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尽管两国经济发展有时间上的差距，国家发达程度不一，但在商品消费领域的发展有类似或趋同的方面。具体来讲，前三个消费时代明显在中国社会有类似表现。有学者认为，与经济发展指标相携，我国的第一消费时代，应该发生在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实质是以改良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封建旧文化，后期由先进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变革引发了文化经济、消费主义及城市物质生活的细节变动，缔造过“大上海”的摩登时代。第二消费时代是伴随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段时间，百姓从温饱逐步进入小康家庭生活的“占有”消费时代。第三消费时代则为2000年以来的近20年，中国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的新生代人，在追逐名牌、房子、车子及国际旅行或留学的攀比中，迈进了时尚消费的时代。由于疫情期间人们关门宅家，消费开始萎缩；此后“全面复工复产”“拉动消费”“拉动新业态下的新型消费”等时常见诸报端。在这些呼唤消费复归的声音中，中国已经步入“第四消费时代”的假定或猜想开始出现。对此，学界主要持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早在疫情发生前，中国已经出现类似日本社会的共享经济，如小黄车、民宿、闲鱼、顺风车等；在各大城市亦有类似优衣库、无印良品等体现轻奢消费又颇受年轻人青睐的店门商铺；互联网刮起的“佛系”风，已经让不少90后新生代具有了若干“佛系青年”特征，他们自诩不拿不抢、不求输赢，看淡一切。“共享”“轻奢”“随遇而安”结合到一起，构成人们对当下青年群体消费的初步印象——他们是不同的一代，“低欲望社会”的一族。如果认为年长的中国人大多奉行节俭度日的消费习惯，那么当前中国几代人的节俭情结会越来越强，进而步入“第四消费时代”。

另一种看法的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青年人由“佛系”或共享经济所带来的极简轻奢消费，只是他们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绝非真正属于理的低欲望消费，因为没有任何数据表明中国青年群体正经历整体的消费降级。一方面，他们对“有房”“有车”“有名牌”这三大件结婚标配的追求，在经济价值上远胜于他们父辈时代的“洗衣机”“电视”和“冰箱”，即经济上的“占有消费”是逐代升级的。另一方面，青年消费者在线上对山寨商品的购买力居高不下，形成了青年消费文化的象征。这些充分说明他们对大牌名牌商品是青睐的，而不是不在乎；热衷山寨的原因仅在于他们的经济窘迫。也有研究指出，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财富积累的增多，中国人开始从物质生活转向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表现在全国旅游业、文化产业的消费总支出呈逐年迅速增长的态势。上述这些都表明：中国社会的消费远没有发生如“第四消费时代”宣称的理和萎缩，充其量只能是出现了部分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转变。第二种观点认为，就生产与消费这两大既分割又相互密切联系的领域而言，中国当下仍处于生产主导消费的社会，即“生产本位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持续主宰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消费。如果援用三浦展的讨论，疫情之后的中国消费，依旧将主要维持在“第三消费时代”；或处在以群体分化为特征的第二、第三消费时代的共存状态。

“生产本位主义”意识形态下，人们的消费呈无意识的被动状态，商家有意识地对人的欲望进行了引导、调用和支配

多数论及消费的研究都明显遵循这样一个简单公理：人的需求导致物的生产及其消费。三浦展对日本社会所作的四类消费时代划分亦明显依据这个道理。这里，作为消费意识形态的是“人的需求”，物以其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以人为本从人到物，构成人们理解消费逻辑的最通用的支撑点，即所谓“自然生态规律”的界说。但物是通过生产、再经流通领域成为商品后才归消费者享有的。换言之，物到人的过程中需要经过三个主体——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原本的“自然生态规律”就被带有货币价格特的“交换价值规律”所取代。

然而，物成为商品进入消费者的眼帘，当越来越丰盛的物通过橱窗、云互联网进行目不暇接的景观展示时，消费社会的既有自然生态规律、交换价值规律重要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物对人的引导、支配和奴役。人生产了物，物反过来支配了人，进而出现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的物役现象。表面上，物役现象的出现是物琳琅满目造成的人进行选择的结果，本质则是存在价值的转换和诱惑。物本身、广告、生产商号和商标品牌等连为一个整体，使得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更深的意义，暗示着使用者的地位、财富或品味等。这样一种由物、广告、橱窗、生产商及商标组成的整体对消费者的塑造和引导，都仅仅围绕生产单位而发生，组织生产的企业多半为产销结合的实体。因而，“象征价值规律”的出现其本质是“生产本位主义”的消费意识形态对“人的需求”的颠覆。在这里，人的需求只是人对整个生产范畴的需求，而不是原初意义上人对物的简单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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