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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dialectical)
黑格尔,译名,辩证法dialectic(dialectical)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2
与贺强调一贯相反，张东荪更看重个体和差异。他不辞劳苦地从dialectic的演变着手，通过分析此概念在各个哲学家的具体意义，点出其通译的困难，得出“并且就各家所主张的内容而言，这个字译为‘辩证法’便有许多地方不得其宜。严幼陵先生主张一字数译，即完全看他的意义而变。现在的人们实在太忽视这一点了。我亦主张译外国名词随其涵义而不同。”13因而他按着黑格尔的用法，将其译为“对演”。无论是他五四时译的“辨演”还是以后的“对演”，都对“演”字进行强调，这显然基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认为黑格尔的dialectic是一个历程、一种“动的逻辑”。这一译法集中于黑格尔的个，而过滤掉了其他人的用法，诸如柏拉图偏重于辩的用法。就黑格尔的用法而言，确乎比上面几种译法都好，更贴切。“因为‘对’足以概括opposites即‘正’与‘反’。‘演’足以概括‘变动’（becoming）；既有‘变动’，于是有综合（synthesis）。比如拿‘有’（being）来说吧，先有个‘有’，同时又得到‘无’（nothing），由‘有’到‘无’，由‘无’到‘有’，于是立刻又演绎出‘变动’。即‘有’、‘无’、‘正’、‘反’的综合。”14
概念的演变其实也是文化的积淀。同一概念符号，随着历史的变迁，负载着历史赋予的不同意义。对于异质的文化来说，如何将这种层积的历史意义尽可能地对译出来，这是翻译必然面对的难题。张在这里，提出了这一问题，主张译法具体到每一个人。这样，必然使得在原来文化中本来是同一的词，翻译后变成不同的词，造成阅读时出现理解的不连贯，将原本有着关联的词从文化中硬剥出来之感。
贺、张依据的都是黑格尔哲学，都从黑格尔dialectic的内容出发，明显异于瞿“互辩”对“dialectic”形式的看重，并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据。但是，一个主张译名的一贯，一个主张译名的具体；一个从共时出发，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以通用于所有的用法，一个从历时态出发，要求具体的切合。
不管优劣如何，两种努力在当时都有相同的命运：没有得到重视。贺在后来不再坚持“矛盾”译名，显出其机智；而张几次提到译名问题，被认为罗嗦。下面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态：“本来咬文嚼字是非常空虚无聊的事，张东荪教授反对将Dialectic译作辩证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用名词，要紧的是内容的把握，而不是一个名词的形式。形而上学者张东荪不问内容而单看重形式，是他的方法论使然，这倒不能深责他这个人。”15当然，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多因素的：一是中国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过多地讨论这些似乎不关紧要的译名问题，二是传统的实用理作怪，三是张对译名的紧咬不舍，似乎不纯是出于讨论学术问题的动机。
三、背后的原因
要人相信或接受某个概念、价值或理论等，需要以普遍张目，这样才能推广出去，让人信服，这就要求必须具有学理的支撑；然而，每个有意识的行为，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促使行为者作出不同的选择。就翻译而论，按照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说法，翻译过程是翻译者和被翻译文本间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因而，翻译者的行为动机、文化传统，通过被翻译文本，集中地体现于翻译出来的文本中。探究背后的原因，或许更能理解译者当时的“所想”。
就贺而言，“矛盾”译法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黑格尔学述〉译序》中，直接提出从事翻译的三条原则：
“（一）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二）作文应打破文言白话的界限，而以理明辞达情抒意宣为归；
“（三）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16
因为要履行这三条原则，所以书中有“不少的不中不西亦新亦旧的材料和名词”。这是对诸如“矛盾”这种打破中西新旧译法的正面阐述。对西方学者生硬造词译太极这一中国概念时，则是对翻译原则的反面论述：“他们（指西方学者——引者注）只知道生硬地去新造些名词来译太极，而忘记了在西洋形而上学上去找现成的且含义相同的名词以译之，所以未采取Absolute一字。”17从一正一反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贺非常强调从本土哲学中寻找相应的译名对译外来的哲学，这并不是偶然的。紧接在一正一反的意见后，终于亮出了底牌：
“此外我还有一点微意，就是我认为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译名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寻得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词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作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以译西名，但须极谨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这倒并不是在学术上来讲狭义的爱国反日，实因日本翻译家大都缺乏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字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工夫，其译名往往生硬笨拙，搬到中文里来，遂使中国旧哲学与西洋的哲学中无连续贯通，令人感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好象完全是两回事，无可融汇之点一样。”18
贺和王国维对日本译名的评价正相反，颇可玩味。贺的批评点在于日本译名由于缺乏本国文字学基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有将中西哲学分割成两段的弊病，使得中西哲学失去其互通的可能，即失去了“中国化”的可能，因而强调要慎取。
这种慎取反映了贺想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企图。哲学概念是哲学的灵魂。在传统中寻找适当的译名，无非是寻找适当的契合点，以便合理有效地连结两者，融会贯通中西哲学。其根据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其直接外在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积弱。因而，“翻译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就要让世界进入中国。为中华文化灌输新的精华，使外来学术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移译、融化西学，这乃是中华民族扩充自我，发展个的努力。”19贺后来走的学术救国之路，所创造出来的新心学体系无疑都是践行此策略的最好明证。而当新中国成立后，贺对译名的看法发生了转变20，从强调译名的本土化转为精确。这更显出前期的用意和时代的要求的紧密相连，因为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变了。
贺后来不再提起“矛盾”译法，毕竟知大潮不可逆，况且当时的要务不在此。而张东荪则是另一种姿态。在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论战中，紧揪住“辩证”译名不放。他所著的书，对“辩证”译名从来就没有停止批评。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两文更不厌其烦地大谈辩证法的历史。然而，这并不能赚来半点的赞赏，反倒被认为是“对于问题的讨论，也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于是“罗嗦”别有企图等。张可能真是另有所图。但是，说他“一方面他是企图从这不关紧要的方面，来避开对唯物辩证法正面的摸触，因而想抹煞唯物辩证法的真理。一方面是把马克斯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一切唯心论的辩证法混合起来”21，这似乎误读了张：在这两篇文章中张并没有正面避开辩证法，只不过他曲解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意义；同时，他不是要混淆历史上所有的辩证法，相反，他把每个哲学家使用的辩证法含义试图进行区分，从而主张为各人订做不同的译法，“照其字的异义而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