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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等价(巴罗李嘉图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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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2 李嘉图等价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关于税收的理论除了拉弗曲线，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还有李嘉图等价。李嘉图等价认为，发行债券和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是等价的。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是，由于债券到期时是用财政收入即税收来还本付息，因此发债和征税实质上是不同时期国民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国家总财富。后来巴罗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在支出总额不变时，一次征收总额税或者发债不会影响社会储蓄总额，因此社会总需求不变。

李嘉图等价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支出并没有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的财政收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增加。然而这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无法成立。除此之外，李嘉图等价以无限期模型为基础，其假设每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当时期减税导致的私人可支配收入和赤字增加会在未来时期以增税偿债的形式减少。当采用举债支撑财政赤字时，意味着承诺将来某时期还本付息。由于预算约束限制，还本付息的承诺是和私人部门未来的纳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二者在现值总量上也是相等的。然而现实中，面临减税和未来征税的可能并非同一代人。另外，李嘉图等价假设消费者是绝对理的，能够迅速意识到发行债务和消费者未来纳税之间的联系，从而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这些严苛的前提假设构成了李嘉图等价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主要立足点。

虽然李嘉图等价在现实经济中无法实现，但是其包含的经济逻辑对于决策部门制定财政政策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支出不变意味着当期赤字增加，导致债务负担攀升。中国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广义宏观税负变动与私人部门消费、投资支出增速总体成正相关关系，因此税负降低可能并未刺激私人支出回升，但我们认为此处的逻辑可能在于私人支出增加导致流转税增收，而并非李嘉图等价的成立。另一方面广义财政赤字率（（一般支出-一般收入）/GDP）与部门杠杆率变动的相关较高，因此降低税负导致赤字和部门杠杆上升可能是较为确定的逻辑。在结构去杠杆行至中场之时，需要重视减税可能引起的杠杆率攀升。

二

里根减税的历史经验

2.1 里根减税的背景

里根执政前的15年中，美国的货币政策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包括在菲尔普斯曲线的引导下，持续低估高通胀对整体经济的破坏。菲尔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以此为信条的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较高，认为通货膨胀率的走高一贯伴随着着失业率的下降和经济的扩张，因而不构成大的隐忧。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其它一些工业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中价格上涨的滞胀状况，美国通货膨胀率在1973-1974年，1978-1980年间二度上升至两位数水平。1979年，为了控制高通胀的恶劣影响，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促使利率上升至两位数水平，而货币政策转向后，美国CPI回落，经济终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也随之继续升高。

美国经济滞胀的发生和演变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带来的供给冲击方面，有几个突出的因素。财政政策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因迷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逆周期效果，急剧增加开支，靠赤字拉动消费。货币政策方面，受上述菲尔普斯曲线主张的影响，伯恩斯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持续增加货币供给以拉动需求和价格，而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货币供给的增加也连带造成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过剩，美元贬值而进一步侵蚀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从供给冲击的方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物价水平的走高一部分受食品和能源价格迅速上升的推动。1973年内和1979-1980年，受OPEC限制产量影响，原油供给骤缩，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叠加1973-1974年美国取消价格管制，高昂的能源价格限制了总供给，总产出和价格水平背道而驰，加之在20世纪70年代稳定的低通胀环境之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调整不灵敏，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通货膨胀，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期。

2.2 里根减税政策梳理

里根执政的8年间（1981-1989年），主要在第一和第二任期分别开展了两次税制改革，期间穿插颁布了多个旨在增加或降低有效税率的法案，并在税改受阻的时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汇率和贸易政策。里跟任期内，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是沃尔克（1979-1987年）和格林斯潘（1987-2006年），二者都以控制通胀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对里根任期中重要政策进行了整理。

里根的第一轮税改于1981年上任之后即以《经济复苏税收法案》的出台作为标志展开。第一轮税改对个人所得税率的下调分期进行而规模全面，力度大，而结合表1可以发现，由于减税力度之大而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滑后，之后的几年中，里根实际上实施了2次增加税收的平衡预算方案（1982年和1984年），将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中某些尚未生效或刚刚生效的优惠政策束之高阁。里根第一任期间，货币政策持续紧缩，虽然基准利率基本趋势是降息，但在1981-1982年10月前，仍维持在10%的高利率水平。第一轮税改的具体政策包括：

而第二轮税改旨在深化尚未完成的进一步税制简化并取消了某些对整体征税规模影响不突出的税收庇护，在1986年里根第二任期内，以《税收改革法案》的出台为标志展开。1986年的税改在总体上减税的功能不及1981年的改革，也造成了部分人群税负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1985年见证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和《广场协议》的签订，受到制裁后日元升值。而美国的第二轮税改之后日本被动降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2.3 里根减税的影响

第一轮税改后短期内经济迅速提振，在1982年中二次探底之后，开始35个月持续强劲增长。1983年、1984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6%、7.3%。在1984年第一季度中，实际GDP在私人投资迅速反弹的拉动下增速达到顶峰（8.6%）。配合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CPI在短期内迅速下滑，年内均值在1982年、1983年分别实现了4.2、2.9个百分点的降幅，美国经济摆脱滞胀泥潭。1983年7月-1984年3月之间，美国CPI发生了小幅度抬头后继续回落，在1986年，随着石油价格因OPEC国家相继打破约定进行增产而下跌时，美国CPI触底，跌至1.9%。这之后，原油价格再次走高，带动CPI和PPI上升，美联储随之进入加息通道。

第一轮税改后，1982年-1984年间，美国宏观税负（一般收入占GDP之比）持续下降。通常而言，美国广义宏观税负变动与一般收入增速高度相关，1980-2017年度时间序列相关超过0.85，但在1982-1984年宏观税负下降期间，这种正相关出现背离，税负下降的同时一般收入增速加快，或说明此期间美国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减税政策导致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由1982年的40.8%升至1985年的49.6%，1989年里根离任时已达55.1%。由于“减税而不减支出”，在宏观税负下降期间，一般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导致财政赤字率相应提高。尽管里根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主张减少支出和干预，但在减少财政支出方面并未能呈现预期的缩减。一般总支出占GDP之比在里根任期间从1981年的33.4%上升至1989年的34.8%。联邦赤字率先上升，1983年升至高点5.9%后回落。为了弥补减税政策产生的增量赤字，美国部门举债融资增加、杠杆率上升。在其他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一般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也都对应了同期部门杠杆率的加速上升，“减税不减支出使加杠杆”的逻辑相对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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