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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等价(巴罗李嘉图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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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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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涛宏观债券研究

作者：黄文涛 徐灼

原标题：《【中信建投 宏观】以退为进的里根模式 ：拉弗曲线、李嘉图等价与里根减税——“虚实之间”系列之八》

摘要

拉弗曲线：里根在右，中国在左。拉弗曲线的经济逻辑是，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从而存在一个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果当前的税率在此最佳税率点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而如果当前税率在最优税率右侧，进一步提高税率会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里根时期，以美国当时的现行税率高于最佳税率点为前提，里根进行了减税改革。从广义宏观税负和税收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提高仍会导致税收增速的上升，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总体上仍位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尚未进入右半边的无效率区间。

李嘉图等价：中美税负降低都可能导致加杠杆。李嘉图等价认为，由于债券到期时是用财政收入即税收来还本付息，因此发债和征税实质上是不同时期国民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国家总财富。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支出不变，即当期赤字增加，导致债务负担攀升。中国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广义财政赤字率（（一般支出-一般收入）/GDP）与部门杠杆率变动的相关较高，因此降低税负导致赤字和部门杠杆上升可能是较为确定的逻辑。在结构去杠杆行至中场之时，需要重视减税可能引起的杠杆率攀升。

金融周期：里根在新周期的起点上，中国在旧周期的下半场。里根减税对应的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的金融长周期和金融短周期的波动都出现了见底回升。新金融周期所带来的信用扩张，避免了减税所导致的部门加杠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而在中国金融长周期过顶、短周期回落的方位，信用处于收缩阶段，我们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金融周期都印证了这一情形。因此税负降低叠加积极财政所造成的部门债务融资增加，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产生较强的挤出作用，民企、中小微企业或受影响较大。

综合考虑拉弗曲线、赤字和债务、金融周期方位对中国减税政策的约束，我们认为“结构减税”可能是比降低宏观税负更好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合意的结构减税是在保持广义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政策方案，既要减轻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税负，又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在企业税负方面，降低流转税比重、实施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税负方面，适度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加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降低非税负担为企业和个人降成本。

正文

一

减税的理论框架：拉弗曲线与李嘉图等价

1.1 拉弗曲线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减税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热点，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减税是减税政策的经典实践。本报告首先探讨了里根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然后考察了里根减税的政策效果，最后比较中外情况分析里根减税经验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启示。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任后，针对美国经济滞胀和税制的不合理（累进所得税制叠加滞胀或导致了实际购买力和适用税率的背离），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作为理论依据，开展了税制改革，其中的重要措施便是大幅简化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并削减边际税率，出台众多税收优惠。里根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供给学派核心理论之一的拉弗曲线主张税收与税率的区别分析，并指出：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并不是单调的正相关，而是受两个相对的作用力影响，即算数效应（即在税基不受税率变化影响这一假定下税收收入成比例地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效应）与经济效应（税负水平对于生产积极，继而对于税基的间接负向影响）。这一曲线说明，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而存在一个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果当前的税率在此最佳税率点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而如果当前税率在最优税率右侧被称为“无效率区间”或“税制禁区”的区域，则进一步提高税率对劳动力生产积极的打击造成的税基收缩作用将超过因税率上升带来的额外税收，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以美国当时的现行税率高于最佳税率点，处于“无效率区间”为前提，里根进行了减税改革，其原本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实现所谓的中减税。

将拉弗曲线应用于对中国的税负现状分析，具体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如何确定中国的现行税率与使税收最大化的税率点的相对位置，换言之，在减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是否面对着出现财政赤字大幅扩张的可能。我国的广义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收入（不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合并数据（剔除重复计算部分）。通过IMF计算的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和一般收入变化来看，近20年来我国宏观税率增速和一般收入增速之间散点成线的斜率较大，呈现出比美国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推断，中国现行税率可能尚在获得税收最大化的税率点左侧，并未到达无效率区间。而如果拉弗曲线形状成立，则此时全面地削减税率对税基的扩张作用可能不足以支撑税收总额，有可能会造成税收伴随税率下降的场景。第二，使税收最大化的税率并不一定是对于经济发展的“最优税率”，正如里根在自传中提到，对应美国国情和当时的发展战略目标，一方面，出于拉弗曲线的考虑，相信减税并不会影响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财政赤字扩大，可以顺水推舟“饿野兽”[1]，减少对与市场经济的干预，更多地以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此两方面的考虑下开展了减税工作。第三，拉弗曲线的潜在假设（如不存在税负转嫁）使其不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并没有提出确定税收最大化税率的方法，而其单一的横坐标也不能对税率结构的调整和纳税的再分配作用给予启示。

基于对中国季度广义宏观税负的测算[2]，可以进一步探讨当前中国在拉弗曲线的方位。拉弗曲线的主旨在于说明税率、税基（GDP）到税收的辩证作用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会抑制劳动、投资、储蓄等生产活动的积极，导致税基（GDP）更快下降，从而使税收收入减少，因此税率和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拉弗曲线的政策含义在于，存在使一国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优税率，当现行税率高于此最优税率时，减税政策不但有利于经济增长，还能同时增加税收。从中国广义宏观税负与税基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的过快提高可能导致税基（GDP）增速下降，拉弗曲线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适用。从广义宏观税负和税收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提高仍会导致税收增速的上升，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总体上仍位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尚未进入右半边的无效率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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