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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之时时为方治是谁提出的(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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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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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京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方志出版社社长）
总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重视修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读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学习领悟总的方志情怀，贯彻落实总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领导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要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学习感悟总的方志情怀，深入思考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一、系统把握总的方志情怀的丰富内涵
总的方志情怀体现在读志、用志、修志三个方面。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他就常常身边不离“志”。
喜欢读志
同志担任正定县委期间，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深很透。他对编写《正定古今》的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
1985年6月，同志赴任厦门市副市长时，通过同学向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并与其进行过深入交流。
1988年8月，同志到宁德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让随行的宁德地委副、行署专员陈增光找一本福宁府志。陈增光问，“习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霞浦，同志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年8月，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90年4月，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
2002年，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浙江各地考察，了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
2007年3月，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一个月内，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供他阅读使用。
善于用志
1989年7月，同志到福建古田县调研。晚饭后，他让县委蔡天初找一本《古田县志》。第二天早上，同志对蔡天初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这说明同志看志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细致。他还告诫蔡天初，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
2006年12月，同志在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期间，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重视修志
1989年8月，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
2004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同志来到白沙村考察。在村会计毛兆丰的书房里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就拿起来翻阅。同志鼓励村民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2012年7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年2月，总在首都博物馆考察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7月，总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等机构力量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二、充分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1989年8月，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对地方志价值作用最精辟的评价和概括。不管是自我修养、为人处世，还是组织管理、治国理政，“做一个明白人”最重要。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
中国修志已有数千年历史，官方修志传统流传至今。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唐建中元年（780年），唐朝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每个州、府、县都定期编纂方志，作为国史的辅助和补充。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朝谕令全国各地府、县、卫、所皆必修志，同时颁布《修志凡例》十七则，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县志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设立一统志馆，先后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历时150年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方志编修，新方志事业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相继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1.1万余部，整理旧志文献3千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千多种，建成国家方志馆，形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9月，总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常编常新。悠悠千载的传承积淀，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多达8000余种、10多万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还多。至2020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地方志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的基因密码，也是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