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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美学,意识形态,他的特里・伊格尔顿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三、质疑与批判：激进美学的历史命运 伊格尔顿的孜孜以求，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代美学的发展舞台上，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代表了一种新锐的美学观念。他积极探索审美话语背后隐藏着的和可能隐藏着的政治蕴涵，这是他重视审美理论现实感和活跃性的表现，而他以肉体为本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为最终理论归宿，痛击人类精神主体感性与身体的分裂，强调审美与实践的同一，在人的身体和感性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探索当代美学的发展之途，这不失为一种励精图治的美学探索，从而为现代美学的发展拓展了现实空间。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发展来说，伊格尔顿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更加注重美学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有意识地把美学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的思考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探讨美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在那种语言的关系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把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升为对美学的一种本质性的思考。透过美学的意识形态之维，伊格尔顿的思考和阐释形成了一种确定的批评实践方式。这对于我们的理论建设是有着指导意义的。我们都清楚，长期以来，无论是我们的美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是审美批评的实践其实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参照和能够真正为我所用的理论精神资源，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一直在生吞活剥那些大而无当的新潮理论，而深深影响了理论的现实效力，更制约了美学精神的当代展现。这几年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理论建设和审美实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那里获得的理论启发之后而产生的实际时效。15这说明，伊格尔顿的美学观念确实具有能够为我所用的理论潜源。

但是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也并不是包打天下的，他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就理论形态来说，伊格尔顿过于依赖“学理上”批判，也过于强调理论批评展开的“意识形态语境”，所以他的那种阐释仍然带有很浓厚的本质主义的毛病。这正是影响他的审美实践的最主要的因素。在现实的操作中，这种批判精神的过于强化实际上已经使审美理论积重难返。以批判精神为武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实，这本来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家们的文化追求，他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扯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美学或批评为武器，继续从事着马克思主义未竟的事业。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弊病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依恋于这个新的历史语境，所以他们都深陷这样一种“语境决定论”的泥沼而悬置了一些根本的问题。他们对这种“语境”深恶痛绝，但他们的批判的逻辑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成立，他们批判的意义只能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展现。这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注定了他们的文化批判的“边缘支解”、“内部策动”、“侧面出击”的尴尬角色。伊格尔顿也是如此。他把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家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物质发展、国家权力的形成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论述，但他的这种论述只有最终落实到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才显得有份量。在展开他的问题之前，他再次强调他的工人阶级出身，并且认为，当代在大多数解放理论得到详细阐释的社会里，社会主义思想贫乏，青年人没什么政治记忆，也没怎么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显然伊格尔顿所关心的还是当代文化政治的现实遭逢，所以，他谈论审美的问题，其实是对当代左派政治陷入困境的一种激进的思考。在美学与激进政治之间，伊格尔顿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张，认为马克思提倡的以肉体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美学在感性解放的维度上走向了一种可能性的政治途径。这种替代性的方案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伊格尔顿借这个话题贯穿起二十世纪西方美学思想史虽然是一个讨巧的尝试，但他的“泛泛宏论”也早已引起了有些人士的反感。他的苦心孤诣并非得到了全部的掌声，来自对立面的激烈批评也是很多的。典型如美国当代思想家罗蒂。罗蒂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二十世纪左翼思想》中就毫不留情地指出，现在英美的一些大学已经成了滋生左翼理论的温床，而那些热衷“文化政治”的教授们的批评事业其实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除此之外，在其他一系列论著，如《后形而上学希望》、《哲学与自然之镜》、《不爱国的学术界》、《政治学中的知识分子》、《我们是谁？》、《偶然性、反讽与团结》中，罗蒂也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那些热衷于“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左派政治学”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那些“文化左派”知识分子们只是大而无当地夸夸其谈，在那些身处 “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身上大肆挖掘并不那么明显和深刻的文化符码，制造热闹而无用的“文化反美同盟”，“喜欢设法参与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16，但是这种“清谈政治”却对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等视而不见，置国家理念、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于不顾，无心挂念经济民主、社会福利、教育改革等具体方案，而一味地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不切实际地说三道四。对于这些“清谈政治家”，理查德・罗蒂的结论是：“它不爱国。它以‘差异的政治’的名义，不肯赞赏自己居住的这个国家。它摈弃民族身份的意识，摈弃民族自豪的情感”，他们“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利益，或者出于尽可能保持愤怒姿态的需要，如果左派坚持‘差异政治’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孤立、无效。一种不爱国的左派从来是一事无成的。一种拒绝为它的国家感到自豪的左派不会对那个国家的政治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到头来它会成为人们轻视的对象。”在《偶然性、反讽与团结》中，罗蒂还就借批判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所批评的许多人一样，都相信一个哲学观点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其政治蕴涵，而且要判断一位哲学家――相对于仅仅从事‘文学’的作家，最终的参考架构也是政治的。”

就在罗蒂对当代激进政治研究提出批评之时，伊格尔顿正在为这种批评事业尽职尽则，所以，对于罗蒂等人的批判，伊格尔顿虽然显得有点儿不以为然，但多少让他变得敏感。伊格尔顿反唇相讥：理查德・罗蒂的“美国理念”不但一样地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名义进行的抽象说教，而且它的“形而上”的话语本质恰恰暴露出它的“反自由主义”的本性，因为他们在骨子里是承认那种“绝对”的“差异”、“冲突”、“多元性”、“无终结性”以及“异质性”的存在的。他还以一种刁钻的语气反驳道：“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之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之物。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某种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在伊格尔顿看来，罗蒂对文化左派的批判不但打击面过宽，而且他的高扬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念仍然带有本质主义的形而上痕迹，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个体主义的翻版，因此很难得到文化左派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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