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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陕北,省委,子长阎红彦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同志写信，说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己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伞、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1962年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95-1096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 2003年，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这五位烈士亲属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为清末秀才，回家务农后只与他人合开过杂货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始终支持刘志丹的革命事业，帮助掩护过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等共产党人，并帮助过阎红彦同志。为了支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刘老先生不仅毁家纡难，而且一家人有八位亲人为革命牺牲。抗日战争时期，刘培基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解放后当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后葬于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百年潮》杂志为此向刘志丹的亲属表示了歉意，并将他们的信件的内容刊登于《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人物评价

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u2018文化大革命u2019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红彦传略》一书。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彭真、杨尚昆、李达、刘澜涛、魏传统为该书题词，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荣誉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毛泽东说过：“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与陈伯达冲突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8月5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阎红彦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他检讨，遭阎红彦拒绝。不久，阎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阎红彦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苏联，次年底返回陕北。 

反映问题

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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