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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D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咸丰,大臣,文宗奕�D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慈禧太后有着很强的权力欲,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间曾替文宗批阅奏章的经历使之有了干预政务的能力;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们为此而加意防范慈禧太后,结果大大加深了双方的恶感。另一方面,权势日重的肃顺在两宫太后面前显出一种妄自尊大的态度而深遭两宫太后之忌。在慈禧太后的提议下,两宫太后暗中发懿旨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对抗顾命大臣的恭亲王奕欣赴热河行在“筹谘大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奕�D为了探听新政权的虚实而要求赴热河叩谒梓宫。在热河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一方面没有理由驳回奕欣这个合情合理的折子;另一方面又对自身的权位过于自信,认为奕�D即便来了热河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于是批准了奕�D赴热河叩谒梓宫。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D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之后立即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单独召见。双方在会见中显然达成了推翻现有“顾命大臣”制度代之以“两宫垂帘、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后的结果来看,肃顺等人并没有获知这次会谈的内容。为了不使肃顺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D没有再和两宫太后单独会见过。双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X之妻(慈禧亲妹)负责传递。奕欣对顾命大臣的进攻开始大规模发动起来。八月初六,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术”,“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而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钦差大臣”胜保与山东巡抚谭廷襄亦同时联衔具折“恭请皇太后圣躬懿安”,开了臣子向太后请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D赶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进行布置,只待众人从热河行在回京。
以当时情况来看,奕�D的“恭王派”在北京占有较大优势,首先奕�D自己是留守京师的“全权钦差大臣”,在顾命大臣正式回京办事之前在北京拥有绝对权威;而“恭王派”首席干将文祥在事实上掌握北京卫戍部队(现任步军统领端华在热河,而任左翼总兵的文祥曾兼署该职);在京重臣中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奕�D的岳父,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D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因在担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时受了满尚书肃顺的排挤乃与之结怨颇深;而“一时清望所归”的前重臣祁隽藻、翁心存(也是奕欣的老师)亦“并与肃顺不协”,前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更是对其深恶痛绝。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诸人之门生故吏,于是在北京形成了一个针对肃顺及顾命大臣的强大包围网。而外国势力因为载垣之前的作为自然也站到与之相反的一方。
京畿周边的统兵大员僧格林沁、胜保一方面对肃顺主张重用曾国藩等汉员不满;另一方面又因为咸丰十年八月间肃顺等人自行逃逸,而将吃了败仗的自己丢在一旁而心怀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亲王一边。
在热河,双方实力对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实力只限于以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为首的一批司员和位尊而权不重的醇郡王奕�X等亲贵;其余军政要职都掌握在顾命大臣手中。肃顺等顾命大臣首先以在大丧期间使用黄折为由将胜保、谭廷襄交部议处。为了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一事更是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慈禧太后在收到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恭)亲王辅弼”的折子后知道无法立刻实行,于是将该折留中不发,而顾命大臣则打算严惩董元醇以杀鸡儆猴,继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此要求将该折发下处理。
两宫太后在商议后将该折发下并明确指示批准董折“亲王辅弼、添派师傅”二事。顾命大臣为此而大为恼火,当下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指责董折“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两宫太后对顾命大臣违背己意、擅自改写上谕稿一事亦不能容忍。结果双方当廷争执起来,肃顺等人“勃然抗论,以为不可”,称“顾命之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最后竟把小皇帝载淳吓得小便失禁哭了出来才算停口。次日,顾命大臣又停止办公,拒绝开视发下的折件来向太后施加压力。只拥有名义上权力的两宫太后无计可施,被迫向顾命大臣屈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
顾命大臣在这次冲突中取胜,但他们的跋扈却使得舆论倒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大多数亲贵也随之站到了太后与恭王一方。另一方面,顾命大臣将对手一时的韬晦认为是永久的屈服,大大放松了警惕(这一时期顾命大臣对奕欣的反击仅是任命对奕欣不满的豫亲王义道“佩带领侍卫内大臣的印钥”进行牵制)。利用顾命大臣的松懈,两宫太后巧妙解除了肃顺、载垣、端华所兼任的步军统领和銮仪卫、向导处、上虞备用处(粘竿处)等职务,削弱了顾命大臣在内廷的影响力。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奉文宗梓宫离热河回京。为了在东华门率众跪迎咸丰帝灵枢,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在前间道先回;而肃顺与醇郡王奕�X等亲贵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在这种安排下,顾命大臣中的灵魂人物肃顺与中枢产生了短暂的分离,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抵顺义县西北的南石槽行宫。恭亲王奕欣在此接驾并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而政治中枢由热河再次回的了北京。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抵京后于养心殿东暖阁再次召见奕欣,而载垣、端华等人竟然未进行任何干涉,也没有产生应有的警惕。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传特旨召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武英殿大学士贾桢、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由恭亲王奕欣带领进见,载垣等人阻拦不果。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向众人泣数顾命大臣种种不道,随后出示在热河就由曹毓瑛写好的上谕,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处理失当而“失信各国,淀园被扰”、“口外严寒……圣体违和”导致文宗崩于行在,将“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v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同时就贾桢、周祖培及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奏请太后“垂帘听政”一事“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紧接着又下一诏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
奕�D随即赴军机处捕拿载垣、端华二人,除去载垣一句“我辈未入,旨从何来?”的蠢话外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当夜,肃顺亦在密云被奕�X等逮捕。至此,执政仅约两个月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因为这次政变发生在夏历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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